经过近七年的努力,这个男人终于稳住了亚洲开发银行这艘大船。而现在,他却将要离开。在这几年当中他取得了哪些成绩?这家银行在他离开之后将会面临哪些挑战?John Church为您报道。

除法律和政策改革办公室外,总法律顾问办公室的组织架构图(见第80至81页)包括覆盖五个分地区的主权业务,以及非主权业务、金融和基金、公私合作(PPP)业务与机构性和管理性事务。洲开发银行正处于自1966年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变革的风口浪尖,而此时其总法律顾问Chris Stephens却要离职,这或许并非巧合。Stephens始终致力于实现这些变革,而随着某些重大转变的开始,他在故事中的角色却即将结束。作为一家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开发银行拥有68个成员国,每年在亚太地区42个国家中有接近200宗贷款、投资和技术援助项目,价值超过300亿美元。Stephens负责这家银行的法律工作。

对于大多数法律顾问而言,如此庞大的业务规模足以令他们早生白发,但Stephens在掌管亚行法律事务的七年时间内却能应付自如。从亚行总部的办公室俯瞰繁忙的马尼拉天际线,他感到很放松,但他从未忽略对银行业务的关注以及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Stephens从亚航离职后将赴任一个位于美国的新职位,这让他能回到祖国。“我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在可能是最伟大、最有价值的领域继续工作,我实在没法放弃它,”他说道。“在IFC[即国际金融公司,为世界银行的兄弟机构]担任总法律顾问这一新职位,给我另外一个机会,能够在我认为对于消除极端贫困至关重要的机构中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IFC是世界上杰出的私营部门发展机构。借助于整个世界银行集团的财务、知识和人才资源,IFC完全可以持续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的投资和咨询产品和服务。

“在亚行工作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荣誉和最宝贵的经历,我在那里学到很多。我也渴望在此基础之上继续向IFC未来的同事学习,一同探讨如何继续发展和设定我们的使命并为此做出贡献。”

他在亚行发挥的作用还值得多说一些。例如,亚行正处于重新定义跟中国关系的风口浪尖。但他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是作为总法律顾问看到的内部变革的急迫需要,以及领导架构内部治理改革的需要。尽管该领导架构自亚行1966年成立以来运转良好,但在21世纪初期的各项挑战面前,它亟需升级。

亚行拥有68个成员国,其中49个位于亚太地区,19个在世界其他地区,所有成员国都有代表在理事会,理事会选举12名成员组成董事会。对于这样一家银行而言,凡事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是说上述情况是一种政治性方案,不容许改变,或许有些轻描淡写。尽管如此,Stephens还是正面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这家银行53年的历史上,我们首次尝试探索改变董事会和银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这位开朗的总法律顾问说道,“许多国际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都很独特,因为他们对金融机构负有受信义务,但同时又要代表他们的委任方,即股东。虽然这两个职责并不一定会冲突,但通常需要董事考虑哪个更加优先,而大致而言多数董事会认为其作为股东代表的职责更加重要。”

ADBStephens说,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一样,亚行也有一个常驻董事会。这些董事居住在马尼拉,他们在亚行的董事任职是全职工作。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股东直接深入参与银行业务,但亚太地区的各项需求要求亚行扩大其业务的数量和范围,提供更为复杂和反应更迅速的项目和协助。

“传统的治理框架是为过去的时代和业务而设计的,无法有效匹配目前的客户需求以及持续增长和愈发复杂的业务,”他说道,“简单来说,我们希望董事会考虑将低风险项目的批准权下放给管理层,更专注于制定重要领域的政策和经营计划,如智慧和绿色城市、气候变化、性别平等和可持续融资。”

Stephens承认改革并非易事。“[国际金融机构]通常都固守传统和先例,本能地抵触变革,”他说,“这种文化盛行于亚行,从员工到管理层,一直到董事会层面。但董事会常驻这一事实——即在银行和员工中间生活和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借此探索企业文化调整和传统框架现代化的最佳路径。”

“我们将增设一个审查和监督流程,预计是在第三季度。其他委员会也会跟进。”

他的团队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亚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就去年的业务而言,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位居前五位。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于一家以消除亚太地区贫困为主要使命的银行而言,中国面临着转变其借款方角色的压力。

Stephens说,亚行继续将大多数资金投向最需要它帮助的地方,在综合考虑这些国家的规模和需求以及亚行评估认为能够发挥最大积极影响等因素后,亚行才会决定向谁提供哪些支持。

“要决定一个国家是否不再需要亚行的帮助,主要标准是确定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否充分且可持续,足以让它从借款方转变为出资方,”他说,“这些标准包括人均总收入[目前是US$7,000]、资本渠道,以及该国主要经济和社会机构是否具备较强的能力。”

“中国过去30年的成长和发展是人类发展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显然使中国走上了不再需要亚行贷款的道路。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巨额外汇储备。但它有许多地区仍需要发展。

“中国在亚行的角色将会改变,问题是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改变。这将涉及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亚行的帮助将集中在特定的战略需求上,比如针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项目以及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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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s说,亚行和中国将在2019-2020年审查和更新它们之间的合作战略,并试图确定亚行未来提供的帮助的性质。在知识分享和技术援助方面,他的法律团队将协助一些重要战略领域的法律改革。这可能包括一些涉及经济管理、资本市场和机构能力建设、银行企业重组方面的法律,以及规范公私合作(PPPs)的法律的管理,具体要看中国如何决定。

“亚行还参与了关于差别定价——向那些具有较好偿付能力的国家收取较高的利润——的重要讨论,”他说,“这包括中国,当然不限于中国,覆盖了几个较为富裕和具备较高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中高收入国家仍然需要多边机构的帮助,但相比贫穷国家能够负担更多成本。亚行有必要继续与这些中高收入国家保持接触,确保它们的发展稳定持续,并帮助它们满足一些发展需求。”

在亚行准备变革之际,Stephens表示他希望他在这家机构所留下的是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文化转变有所贡献,令这家银行的人员在共同的使命感基础上加深相互之间的联系。

“在一家发展机构工作并担任一个能够有机会改善许多人生活的职位,这实在是极大的荣誉和特权,”他说,“与这一特权伴随而来的是各种责任——更努力地工作,努力做到更好,使我们和其他人达到更高的履职标准,以及将我们的使命和承诺放在个人目标之上。如果人们都能秉持这些价值观,那么一种凝聚、合作、互信、任人唯贤、勤奋和问责的文化便会扎根下来。”

他说,他的法律团队(包括法律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工作性质令他们在项目、业务和管理的各个方面都能有所参与或帮助,从而能够获得一种对当前形势的独特的广泛视角。“这让我们有能力协助改善这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和管理。因此,法务工作超出合规的范畴,成为一种跨学科的职责,涉及战略、风险、金融、人力资源和治理等各个方面,”他说。

“同时,我希望法律团队的成员不要忘记法务工作属于一种服务职责,我们应该始终坚持客户导向;理解客户的业务和目标,将它们面对的挑战和问题视为自己的挑战和问题。尽量不要只回答问题和评估法律风险,要试着解决问题——甚至在客户知晓问题之前——努力为客户(以及你自己的)业务的强化和履行作出贡献。”

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法务团队并保留他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此,凡是担任总法律顾问之人都会同意。Stephens说,他在过去几年获胜的秘诀是扩大“公平”的概念。“公平待人以前是指给予同样的待遇——提供同样的培训机会和同样的工作,而我们在新人加入法律团队之后仍然这样做过一段时间,”他说,“但资源有限,包括培训和发展的资源以及时间资源。因此,在新人加入
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能够大致确定他们未来职业之路的潜力,并相应作出投入。那些持续作出成绩和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人,包括为团队的改善作出投入的人,会被派往新加坡或伦敦的工作组,或被安排特别任务。我们发现人们会对此作出反应,而且通常会形成一种绩效——回报的良性循环。”

“同时,对于表现不佳之人,我们也得特别注意。勤奋和高素质都属于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某人无法满足这些标准,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会尽量对其坦诚并加以鼓励。不过,那时公平——对团队其他成员公平以及对有权获得高质量法律服务的出资方和客户公平——要求我们鼓励这些表现不佳之人继续寻找他们适合的工作。这样,新人就能加入进来,有机会取得成绩和做出成果。”

Stephens先是在纽约Breed Abbott & Morgan律师事务所工作了12年,然后去香港担任Coudert Brothers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管理合伙人9年,最后又在奥睿律师事务所工作了7年,拥有丰富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经验。他也鼓励年轻才俊在担任法务工作之前先尝试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或许我有点老派,不过我认为律师训练的强度和严格程度是无法替代的,资源丰富的大型国际律师事务所培养了大量年轻的法律工作人员,”他说道。

“我们没有能力培训新的法律工作人员,通常会聘用拥有5至10年工作经验的律师。法律工作人员有志于在一家国际组织从事发展工作的话,应该先在大型律师事务所从事4至5年的金融工作。在那里他们能学到有关项目管理、组织、法律写作、谈判以及最重要的分析和批判思维的基本知识。”

ADBStephens认为,从律师向法务人员转变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学会适应公共机构决策时达成共识的愿望。“在律师行业,律师不愿意参加他不起重要作用的会议,”他说,“在亚行,与工作人员、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举行会议属于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大量时间花费在辩论、劝说和达成共识之上。由此作出的决定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肯定更为牢靠,同时也为未来的会议创造了友好的氛围,但代价是要在讨论上花费大量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