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丝绸之路”与中国现代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被誉为“新丝绸之路”)之间有许多可比之处。同样地,将中国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和现代纠纷解决体制两相比较,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异同。本栏将剖析中国新的国际商事法庭对“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产生的纠纷带来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旨在提升其法庭的专业度,尤其是提高法庭相对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利益的独立性。

尽管经过多项改革,专业度亦有所提升,但中国的法庭仍然面临着很多的挑战。比如,在专业度方面,相比于诸如北京和上海的大城市的法庭,中国其它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法庭仍然有很大差距。

另一个实际操作方面的挑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尤为突出,即法官的质量——无论是在经验还是在专业知识方面——参差不齐。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以及其它原因,在商事纠纷中,尤其是在涉及外国人和外国投资者的商事交易的纠纷中,中国法院程序从来不是首选的解决机制。到目前为止,大部分中方与外方之间的外国投资合同都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的机制。

在普通法法系中被称为替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方法(如仲裁和调解)大受欢迎,但了解中国和中国法律体系的人对此并不意外。对法庭和法庭诉讼的排斥早在现代社会出现前即已存在,通过历史对比,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一带一路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尽可能避免诉讼是全社会的共识。古语有言:赢了官司输了钱。人们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讨论私怨,这种排斥根深蒂固,以致于人们不相信他们能在官方法庭体系中获得正义。中西方都有一句类似的彦语,即“家丑不可外扬”。(有关这些话题的论讨,详见《商法》第2辑第9期文章《调解还是和解?》)

当然,现代中国法律体系相较于封建时期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对通过公共法律程序解决纠纷的排斥仍然存在,诸如仲裁或调解的非官方解决机制仍然受到青睐。

将调解完全视为非官方的私领域纠纷解决机制这一现象在中国最明显。调解机制已非常成熟,既可被作为正式诉讼程序的第一步,也可独立于正式诉讼程序而存在,在西方管辖地中,它的发展较迟,但现在也备受青睐。即便如此,在中国环境下开展的调解程序与西方环境下的调解程序大有不同。举个例子,在西方的调解程序中,调解员是中立的,即,调节员独立于纠纷双方,与双方并不相识。但是,中国人历来倾向于选择纠纷双方熟知的调解员,这样的调解员也因此被双方信赖。为双方熟知的,受双方尊敬的调解员必然有能力影响纠纷双方,进而敦促双方达成和解。调解员主动地就和解条款提出建议,并鼓励双方达成和解,这种积极主动的调解方式与西方的调解方式大有不同,在西方管辖地中,调解员只是被动地帮助双方解决纠纷。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中西之间的这些有趣异同点。那么这与本栏的主题,即中国的新国际商事法庭及其如何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就反映了我在前文提到的几个要点。首先,在现代社会中,它反映出对中国法庭体系专业化和国际化改革的意愿,说明中国希望其法庭体系对中国和外国当事方更友好。其次,它反映出中国的一个传统观念,即:法庭程序(或诉讼)是一揽子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部份,而其中,从许多方面看,仲裁和调解机制仍占上风。

在去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新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设立国际商事法庭若干问题的规定》)成立国际商事法庭。共有两家国际商事法庭揭牌成立,分别位于深圳和西安。《规定》前言阐述了该规定的目的:为依法公正及时审理国际商事案件,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便捷的法治化国际营商环境,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

通常,法律法规的前言或序言就能透露出有关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律体系的诸多信息,并提炼出该部法律法规所强调的事项或主题。在上述主旨宣言中,尤为重要的是,它强调平等、及时、透明,以及对中外当事人的平等保护。前言还特别提到要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这一点也同样重要。

《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年颁布的一项重要声明一脉相承,声明强调要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也强调了我在前文提出的多个要点,包括对中外当事人的平等保护和更大的透明度。声明也强调要加强与国外法庭在刑事调查、反恐措施、走私和洗钱等领域的司法合作,这些也都是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关键因素。
在去年12月,就在最高人民法院于6月颁布《规定》后,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序规则(试行)》。《程序规则》再一次强调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平等保护,并提到,国际商事法庭旨在提供诉讼、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公正、高效、便捷、低成本地解决纠纷。

一带一路那么,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有哪些关键特征呢?

首先,它具有广泛的管辖权,能够审理与中国有关联的国际商事案件。举个例子,一方当事人为外方,另一方当事人为中方的案件就包含其中。“商事”一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它似乎包括商事当事人之间基于合同的纠纷(不包括投资者与中国政府之间产生的投资者与国家纠纷案件)。

这一管辖权与其它国际商事法庭,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权并无两异(有关国际商事法庭的详细讨论,参见《商法》第8辑第10期文章《国际商事法庭》)。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对与新加坡没有关联的案件亦有管辖权。

其次,《规则》规定,将从最高人民法院中选择和任命熟悉国际条约和惯例,熟悉国际贸易与投资惯例,以及能够用中英文审理的法官担任国际商事法庭的法官。

在这一方面,中国国际商事法庭与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有所不同,所有法官均为中国国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要求的),没有外国人被任命为法庭法官。但《规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成立一个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外国专家可以担任调解员,并在外国法律问题上对法庭提出建议。

第三,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中国国际商事法庭旨在提供诉讼、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一站式的纠纷解决机制。《规则》规定,在获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法庭可将案件转给调解机制。此外,如双方协议将纠纷提交给仲裁裁决,法庭可在仲裁程序开始前或开始后签发财产保全令和证据保全令,为仲裁程序提供支持。

不难看出,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反映出中国希望打造一个可信的法庭来解决国际商事案件的愿望。这个法庭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对适用外国法律的案件作出判决。它也反映出中国希望克服中国法庭体系的传统挑战的愿望,包括审理拖延,法官缺乏经验。从某些方面来看,国际商事法庭的建立象征着中国对其法庭体系的发展和成熟寄予的希望。

中国承认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性。当然,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签署的合同的当事人仍有可能选择将纠纷提交给其它法庭或直接将纠纷提交仲裁裁决。但是,国际商事法庭的成立,说明中国希望自己的法庭体系在解决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纠纷中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对于有国企参与的大型项目,将纠纷提交给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可能会成为获得融资或投资的前提条件。

显然,与其它国际商事法庭相比,如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中国的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属性更弱,其接收的案件范围更窄。这将不可避免地限制法庭未来的成功。

尽管如此,分析国际商事法庭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快中国国内法庭体系的改革和中国整体法律体制的国际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尤其是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参与其中的各国法律的协调,并推动中国国内法律体系的发展和成熟。

通过古今对比就能发现,中国正采取积极措施克服人们固有的对法庭诉讼的排斥,给予国内法庭在解决商事纠纷中更大的话语权。

同时,中国仍然将法庭诉讼视为其中一种纠纷解决方案,与调解与仲裁并齐。而传统中对替代纠纷解决机制(如调解与仲裁)的青睐将延续到可预见的将来。

(本文基于作者在2019年5月11日在华沙举办的“新丝绸之路:东西方视角”研讨会中发表的演讲,该研讨会由波兰中国法律经济研究中心,华沙大学中国法律经济学院和波兰哈佛俱乐部主办。)

一带一路
葛安德
Andrew Godwin

葛安德以前是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伙人,现在墨尔本法学院教授法律,担任该法学院亚洲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葛安德的著作《商法词汇:法律概念的翻译和诠释》重新汇编了其在本刊“商法词汇”专栏撰写的所有文章。该书由Vantage Asia出版。如欲订购,请即登录 www.vantageasi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