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资深女性律师分享了她们职业生涯中的成功与挑战。作者:王雪晴、Vandana Chatlani

国俗话说,“女性能顶半边天”。但对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女律师们来说,她们肩上的责任可能更多。虽然性别平等这一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女性专业人士仍然需要比她们的男性同行付出更多以在职场中获得相同的晋升,更不用说亚洲一直存在着“女性应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这一传统。本篇文章中,我们收集了10位亚洲女性法律精英的人生故事,她们是披荆斩棘的战士,是一群能撑起
不止半边天的女人们。


王霁虹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

人生的无限可能

从媒体编辑到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的专家,她的角色转变印证了她正确的人生选择

“总的来说,律师行业本身就是男性主导的行业。就我从事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领域来说,女律师更加少。女性律师在竞争的时候是天然地处在劣势,特别是当你在业内还没有名气的时候。

但我觉得中国目前有一个新趋势,就是能晋升到合伙人的女律师越来越多了。我的团队里女生就很多,尽管招人的时候有时出于出差方便等原因想招男生,但面试之后往往还是发现女生优秀。应该说中国女性的素质越来越高,我们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大了。

王霁虹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

我1990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地去了《法制日报》担任编辑,一干就是10年。当时虽然也还算是在中国律师的圈子里,但总觉得是在外围。想着自己学了四年法律却没有真正地实践法律,心中还是一直蛮遗憾的。

32岁时,我在一个律师年会上遇到了陶景洲律师,他当时是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北京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他看中了我的媒体背景,在他的说服下,我成了《法制日报》第一个辞职的人。然而去的第一天就傻眼了:放眼望去,整个律所除了陶律师和他的秘书,以及几个资深律师,就属我年龄最大,这给了我很大压力。

我当时是负责律所的市场和媒体协调(marketing, media coordination)这一块,不同于许多人从律师助理开始起步。事实上,这一角色让我有机会从不同的视角看到了外国律所如何去做业务推广,如何去开发并留住客户。外国律所对客户和业务的那份敬畏心、执着心和团队协作机制,对我今后职业生涯的影响非常之大。

2002年,正好建纬律师事务所要在北京开分所,我便从高特兄弟出来负责筹办。建纬所是中国当时第一个专注于建设工程和房地产的专业律师事务所,刚去的时候,我连工程合同里的甲方乙方是谁都不知道,是完全的门外汉。

进入中国所的前两三年时间,我周末几乎没有休息过,全部都是去上各种学习班。当时没觉得苦,反而觉得挺充实的。这之后,我有幸中选了国家博物馆改扩建工程、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建设工程等项目,从此和建筑领域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干就是将近20年。随着市场的变化,我的业务也逐步从建设工程的乙方调整到甲方,并以此为起点,逐步进入了房地产、基础设施、能源、环保和‘一带一路’等领域。

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方面,我应该感谢我的家人。老公和女儿都很支持我。我的老公也是学法律的,对我的工作这么多年来都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是‘早婚早育’的典型,因此在三四十岁需要拼搏时,女儿已经比较大了,这可能是我比较幸运的方面。

我的一个客户曾对我说:‘你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没把你当做是女生。’也有些朋友说,看着你每天的工作量,我们男生都觉得承受不住。不过这些年走来似乎已习惯了,也并不觉得苦,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还是深爱这个职业吧。我相信在律师这个领域,女生完全可以和男生做的一样好,如果你够努力,够用心,也完全可以比男生做得更好。

我的客户85%来自国企和央企,除了飞机上,自己的手机基本上是24小时待命,在这样紧张的工作状态下,我也在尝试放慢脚步。比如我们中伦律师事务所有一个女合伙人舞蹈队,请了舞蹈学院的老师授课,现在基本上我们每个星期都会聚在一起跳跳舞,让自己沉浸在音乐里放松。人毕竟不是机器,更何况机器也有死机的时候。工作很重要,但工作绝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对于年轻女律师的建议:中国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不断的学习十分必要;另外年轻律师刚开始不要挑专业,要各方面都打好基础,最后会发现很多领域都是融会贯通的,一个成熟的优秀律师,她的法律知识岛一定是丰富的、饱满的。“


宁宣凤,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

仰望星空

定下目标,然后去拼搏、去实现

宣凤于1995年加入金杜律师事务所,现担任合规业务部负责人。“1988年执业之初,我刚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环球律师事务所金融业务组。很有幸,一入职便和当时国内金融法领域的顶尖高手高隼来律师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得到他的不少提点,”宁律师说。即便如今早已告别金融法律领域,彼时的工作经历使她养成对业务严谨甚至苛刻的态度,直至如今。

1995年海外求学归来后,宁律师开始从事国际贸易与投资法律业务,并于2002年担任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中国总法律顾问。这一项目历时七年,收费小时近二万个小时,过手的合同也在万件以上,令她记忆犹新。

宁宣凤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

当时北京奥组委在对外发布了公开选聘法律顾问机构的公告后,有53家律师事务所提交了参加应聘的项目建议书,但宁律师自信地认为她带领的金杜团队肯定能应聘成功。

“这个项目是我主动追来的,我在了解到北京奥组委的情况后,就在想我该做什么。这块领域我本身并不熟悉,在做好调查研究后,我就和他们说‘虽然我不会,但是我做了很多的研究,可能会有用,看看我能帮到你们什么’。我在奥组委公开选聘之前已经自愿以免费服务(free advice)的形式为他们工作了八个月。八个月后,我对项目的理解已经很深了,奥组委已经开始采用我的建议了,别人可能竞争得了吗?”

“因为我有先发优势,因此没觉得工作特别辛苦。就像赛跑,我先看到机会便先跑起来了,在其他人还没动起来的时候自己跑怎么会累呢?”

在事业的赛道上,宁律师认为即便被后来人所超过并不会令她担忧:“我在金杜培养出了许多合伙人,但我一直鼓励他们一定要在具体业务上超过我。”

2008年《反垄断法》实施后,宁律师全面进军反垄断调查和诉讼业务,在2016年《网络安全法》出台后又投身到数据、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她秉承了在奥运项目上的领跑者姿态,不仅是金杜所内第一个做的,也是中国律师界第一批做该类业务的律师。

“永远充满好奇,永远追寻自由,自由地想、自由地做、自由地成,这过程让人如此享受!”

宁律师说,通常而言,女性在工作中更加细致严谨,与人沟通时更耐心平和,这些特质使得女性在律师职业道路上具有独特优势。她说金杜一直以来都欢迎和鼓励女性从事律师职业。在2019年金杜公布的新晋28位合伙人名单中,女性达一半以上。

在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问题上,宁律师坦言,传统文化下的家庭观念、现行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确实可能对有志从事律师的女性造成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法定的孕产假、婚假要对女性有更多的保障,然后在婚姻法下的财产权利,还有抚养这方面对女性的保障要更多一些,等等。这方面应该立法先行,立法有了,经过不断的执行才会变成观念,之后变成习惯和尊重。”

宁律师说,女律师要勇于追求自己的事业、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灵活调整并且适时向他人寻求帮助。一如生活中所存在的各种矛盾一样,有限的时间精力与无限的事业家庭等各方面的追求之间的矛盾永恒存在,何不贪心一点,定下目标,去拼搏去实现。

“如果你不试一下,你就不会知道原来自己有多强大!”


肖璟翊,蓝海现代法律服务发展中心执行理事长,深圳

时常复盘:我的方向正确吗?

定下目标,然后去拼搏、去实现

年前,肖璟翊创立了中国首家域外法律查明实务机构——深圳市蓝海现代法律服务发展中心(蓝海中心),并担任执行理事长,她的职业生涯和深圳这一改革前沿城市紧密相连。

她坦言当初学习法律是追随了父亲,一位最高人民法院的前法官。于1995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不同于周围同学的选择和父母的期待,她决心离开北京,去深圳特区学习和体验不一样的东西。

肖璟翊
蓝海现代法律服务发展中心
执行理事长,深圳

“记得离京赴深那天,我匆匆忙忙就走了,真的头也没有回,留下深情的父母还在身后挥手作别。这个情景后来成了我父母经常说起的笑谈,说我做事情风风火火,笑我情商老不在线。”

毕业后的她被分配到全国首家涉外经济审判庭——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审判第二庭工作。为了栽培有国际视野的法官,深圳中院从2001年开始与香港大学合办“普通法硕士”学位课程。经过香港大学选拔考试,肖璟翊成为该项目的第一批学员。她说这些经历与蓝海中心后来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正是当年我在涉外审判庭工作的经历,让我能够体会到域外法律查明的困难和痛点,深深地感受到成立这样一个专门机构的必要性。而当时蓝海中心的五个创办人当中,有三位就是当年一起到香港大学进修的同学。”

蓝海中心作为深圳市司法局支持下的第三方非营利社会组织,创立之初面临着不被理解的难题。“中心刚起步的时候,当我跟别人讲起‘法律查明’,通常会收到两种反应:一个是‘什么?法律查明?’,然后是一脸迷茫,完全不知你在说什么。另一个是‘哇,好高大上哦!’然后仿佛看着诗和远方。”

在她和团队的宣传与努力下,蓝海中心开始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其中涵盖“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信息以及微观法律整理和翻译的数据库也即将上线。

在法律的职业道路上一路走来,她说父亲对自己影响至深。“父亲经常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法痴老人’,”她说,“我的父亲在做事做人方面,都对我影响至深,总能给我智慧和勇气。”

除了家人,她说好友李茁英也对自己有着深刻影响:“我和茁英是同年进入法院的法律毕业生,后来又共同到香港大学进修,之后又一起创办了蓝海中心。人生最大的幸事,莫过于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创建共同喜欢的事业。”

对于年轻的女性法律人,她说不要用专业或性别去框定自己,也不要怕犯错。“我们的传统教育让我们很害怕犯错,以至于有时面对新事物的时候不免表现得畏手畏脚,”她说,“蓝海中心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复盘’,回顾某个业务场景或活动的完成情况,从中找出不足,以便不断的完善。

“从大的方向来说,我们也需要如此,要时常探问自己追求的是什么,现在的路径有没有发生偏离,是向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发展。对于创业者来说,尤其需要这样的反思能力。”


罗婉文,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香港办公室创始合伙人、高级合伙人

直面挑战

平衡工作与生活,勇攀职业高峰

加入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之前,罗婉文律师是孖士打律师行唯一的一名女性高级合伙人,并且在离职后依然保持这一纪录。“家庭是我的强大后盾,在这一点上我非常幸运,”罗律师说道,“我丈夫非常相信我的能力,他总是鼓励我在工作中发挥领导职能。在2007年,我成为孖士打律师行的首个女性高级合伙人,我丈夫也非常为我高兴。高级合伙人这个职位往往意味着更重的担子和责任,但我父亲起初并不了解‘高级合伙人’一职所承担的责任,后来才惊讶地发现,西式的香港律所通常只有一位‘高级合伙人’。”

罗婉文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香港办公室创始合伙人、高级合伙人

罗律师于1980年代初开始执业,当时任职于孖士打律师行的海运和金融部门。“年轻的时候我总是会尝试挑战自己,跳出舒适区,然后抓住一切机会来打磨自己的法律技能。”

对罗律师来说,孖士打律师行与Mayer Brown(现名为“孖士打律师事务所”)的合并可以说是她职业生涯中经手的最为复杂的交易之一。她在短短三个月内敲定了全部相关合并条款,成功地使孖士打于2008年变身为国际化律所。

尽管她个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且香港在性别多样性发展上有着不少进步,但她说观点保守的男性依然在这个国际都市占据主导。

“很多香港上市公司的提名委员会根本不考虑现有圈子以外的人选,‘老男孩俱乐部’思维在香港的公司文化中依然盛行”,罗律师说,“很多家族控制的香港上市公司或其他组织都通过家族或者朋友圈子来进行高层任命。”

据香港律师会统计,截至2019年8月31日,香港总共有10370名执业律师,其中,女性占比49%。然而,在香港律所担任合伙人职位的女性仅占合伙人总数的28.8%。

“现在面临的重大挑战就是……很多律所的管理人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持有的偏见,他们总是把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分配给男律师,在表现评估中给男律师更高的评分。同时,很多律所在合伙人晋升方面也偏向男性。所以,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偏见是我们应该踏出的第一步。”

“另外一大挑战就是律师职业在时间方面的严苛要求,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都得随时准备着为客户服务。跟男性相比,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更为严峻的问题,因为她们往往承担着更多照顾家庭的义务。”

在孖士打工作期间,罗律师主导了一系列改善工作环境以留住女性人才的计划。

“在1990年代初,我是第一批同意团队内的女律师以兼职形式开展工作的合伙人。Mayer Brown做了很多有利于平衡家庭的安排,比如给予女性员工更多无薪假或者允许她们在家办公。我们也在所内配备了哺乳设施。”

罗律师认为,作为一个繁忙的职业女性,在不出差的时候尽可能花时间陪伴家人是至关重要的。

“我孩子还在上学那会儿,我们一家人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在郊区公园一边散步一边闲聊,我们会聊到他们在学校的趣事以及课堂难题等各种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发现,与丈夫和孩子的密切互动可以大大缓解繁忙工作带来的压力。”


梁敏,KEEP 法务总监,北京

勇敢,做自己

坚毅的性格将引领你走上属于自己的路

“我觉得我是一个典型的天秤座,会比较擅长平衡各种关系和工作,而且随着年龄变大,身上的担子增加,我的责任感也在增强。工作的时候要求高效,事前做好规划之后,就要按时保质的完成,对于团队也是这样的要求。性别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现代社会除了生育之外,性别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女性和男性一样都面临巨大的压力。

当然很多时候,社会对于女性会有一些天然的偏见,比如说觉得女性会比较情绪化,比较弱势一点,无法承担强大的压力,不适合做领导等等。所以,女性可能要付出男性努力程度的150%-200%才能获得同等的机会。

梁敏
KEEP 法务总监,北京

我的性格和外形会打破一些人的传统观念,其实在工作初期也会有影响,比如说最开始找工作时,你的专业能力无法证明,大家肯定都是看外貌来评判一个人。尤其在法律行业,行业中占多数的传统男性可能很难接受不一样的存在。但是随着工作经验增多,我逐渐可以证明我的专业性的时候,外观这一项就会逐渐弱化。个人逐渐自信,社会也越来越包容,我觉得公司更在乎你的能力和价值,尤其是互联网公司。

父母一直对我要求很严格,初中为了培养我独立能吃苦的性格,就把我送到了少年军校学习。军校的文化课跟普通学校是一样的,此外还有大量的军训,寒暑假也要送到部队去训练。军校的老师十分严格,有时我们一道题做错了或者考试成绩不太理想的话,就会被罚蹲马步或者罚跑步,让我们去操场跑至少25圈,一圈400米。

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要感谢老师锻炼了自己坚韧的性格,这种坚韧的性格在之后的留学和工作中都很重要。另一方面,这种高压的管控导致很多学生在未来的发展中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缺乏自信。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也喜欢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曾经跟朋友创业做物联网、业余时间开婚纱店、做团购网站等等,通过这些不同的业务,我对于商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发现还是做法律工作是我最擅长的。

目前新兴互联网公司员工年龄整体偏年轻,以我37岁的年龄来说已经是年龄偏大了。尤其在30岁创业失败,负担大量债务要重头再来的时候,我需要脚踏实地、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追赶上同龄人的脚步。

Keep是我发自内心喜欢的公司,因为企业价值观‘正直感恩、高效极致、创新开放’很正能量,公司女性大概会有一半,法务部目前全部为女生,可能本来学法律的男生就少,做公司法务的男生就微乎其微,当然也在尝试招聘男生来平衡一下。但是我发现很多职场女性大多数时候要比男性更为踏实和优秀,比如那些坚持奋斗的职场妈妈。

职场并没有给予她们更多的包容和恢复期,她们都是女斗士,我很佩服。日常工作中我会给予尽可能的照顾,比如孩子生病,那可以在家办公,也会为她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安排,同时帮助她们做专业提升,避免被淘汰。

到现在我突然发现,之前做过的工作在现在都可以派上用场,就像一句广告语说的:‘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每一个‘不一样’的人都要勇敢做自己,努力让自己更优秀,坚持走下去总会走出属于自己的路。”


周越,年利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中国竞争业务部主管,北京

善用最佳实践

支持型职场环境如何让新手妈妈担任合伙人成为可能

越律师曾在中国商务部供职八年,并在结束了于美迈斯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后,加入了年利达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担任合伙人和中国竞争业务部主管。

在周律师看来,女性在中国律师行业享有相当平等的机会。“不能说没有任何性别歧视,但相较其他一些国家,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例如,听说在日本和韩国,看不见的天花板似乎依然存在,女性担任管理者或者高级职位的情况仍然十分少见,”周律师介绍说,“在这些国家,至少老一代人仍持有这样的观点。但在中国,普遍的看法是女性应该工作,并且可以担任高级职位。”

周越
年利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中国竞争业务部主管,北京

在周律师的任职经历中,她很少、甚至没有遭遇过性别歧视。“我的许多客户都是其所在机构内非常资深的女律师。即使是在政府部门,我接触的相对高级的官员也是女性。在商务部,我们有很多女同事,当时的副部长也是一位女性,她负责监督反垄断和公平贸易政策的执行。当然,女性管理者仍然很少见,更多的还是男性。但我很幸运,有这位副部长作榜样。”

年利达所曾先后两次向周律师发出向着合伙人方向晋升的职位邀请,第一次是在她怀孕的时候,第二次是在她的孩子出生之后。尽管这一提议很诱人,但周律师动过去企业担任法务的念头,因为她知道,担任合伙人将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年利达当时的中国区高级合伙人马嘉明的鼓励下,以及周律师家人帮忙带孩子的保证下,周律师最终接受了这一职位。“我想向我的宝贝女儿展示女性该如何追求成功的事业,而不是因为做了母亲就得要放弃机会。”

她的亲身经历和年利达的灵活工作政策也让其他希望重返职场的新手妈妈们从中获益。“当我加入年利达时,已经有两位女性合伙人,其中一位刚刚生了个女儿。当时我自己的团队里还有几位孕妇,我知道她们何时会需要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我为她们提供了关于在家工作和时间管理的建议,因为我理解她们的难处。如果有更多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出现,这样的状况一定还会不断改善。”

尽管国际律所对此问题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但本土律所的女性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周律师说:“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本土律所,有关弹性工作安排和不平等薪酬的问题可能还是存在于一些所之中。”

周律师承认,中国的文化规范仍然要求女性在工作之外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在中国,对女性的文化观念,以及认为她们应该承担比男性更多、甚至全部家庭责任的观点,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分享最佳实践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英国大使馆曾经发起一项倡议,希望提高中国女性的工作地位。”周律师介绍说,“各家公司分享其为员工提供托儿支持的经验……所以,此类举措真的可以带来帮助。这不仅仅是促进平等,更是改变我们的实践。”


ARFIDEA SARASWATI,AKSET Law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雅加达

母权制的塑造

教育和环境如何转变人们对性别规范的看法

“最近我刚刚应邀参加了一场亚太律师交流活动,负责主持以律师行业的多元化、包容性和潜意识偏见为主题的两场会议。会后第二天,我又受邀主持了一场关于律所女性平等状况的讨论。

我犹豫了数天时间才接受这些邀请,因为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种话题?我们不是本来就这么做的吗?如今在印度尼西亚有着包括我在内人数众多的女性法律从业者。这个国家一些最大的商事法律事务所正是由女性创建的,而且时至今日她们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我感到有些困惑,我应该在这些会议上说些什么呢?

ARFIDEA SARASWATI
AKSET Law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雅加达

在西苏门答腊长大的我,有着与印度尼西亚其他地区的女性不同的成长和教育背景。我们那里的女性和爪哇岛的女性很不一样,我们更直言不讳,更乐于表达;而爪哇岛的女性则倾向于自我克制、沉默寡言,和顺从听话。在距离我们家乡只有三小时路程的雅加达,仍然有一些地方的女孩子无法上学,被迫在13岁就早早嫁人。

我来自一个母权制家庭,女性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力量。自从我小时候起,我们在每年的四月都会庆祝卡蒂妮节,以纪念卡蒂妮(Raden Adjeng Kartini)这位20世纪初的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对此,我曾经也同样觉得,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能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我实属幸运。

我最好的朋友大多是坚毅、直率的女性。像她们一样,我在我的事业中从未感到自己处于弱势地位。我一直从事传统上男性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处理能源、资源、矿产、基础设施方面的各种交易。我通常是房间里唯一的女性,周围都是和我父亲年龄相仿的男性。

有时我会感到缺乏自信,更多是因为我的年龄,但绝不是因为我的性别。外表年轻不会带来优势。有时候,我不得不故作不经意地说出‘在我过去23年的从业经历中……’这样的话,以提醒他们我的信誉和资历。

当然,我也不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历他人性骚扰的企图。当时曾有客户、交易方,甚至政府官员向我要手机号,问我周六晚上是否有空,邀请我单独赴宴,或者去他们所在的酒店会面。

在你从业的第一年,如果有人问你此类问题,你不会立即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你会想,这算不算客户关系建设和维护的一部分。当然,在同你的资深同事交流后,你就会意识到这是不合适的,并学会了如何处理此类情况。

我很早就意识到,我享受的那种掌控权力的感觉不见得是一种常态。会议期间我就在想,为什么女性会犹豫退缩。如果已经给了她们发言的机会,为什么她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呢?多年来,我反复看到相似的情景。相比之下,我和我的朋友们总是显得说话很大声,固执不妥协。

我不认为只有我们这种个性才有领导才能。我的一些朋友性格更安静,但同样成为了成功的资深人士。然而在我们律所,我们鼓励每个人表达自己,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并以积极的方式参与竞争。如果你压抑自我,你很可能会失去成长和成功的机会。但如果你雄心满满,希望走得更远,你就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Hanim Hamzah,ZICO Law律师事务所 区域管理合伙人,新加坡(东盟)

同一区域,不同现实

消除无意识偏见,应是提高亚洲地区性别平等和多元化的一大优先考虑事项

Hanim Hamzah已在马来西亚、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工作了22年。

“我认为亚洲有大量的女性律师从事法律工作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Hamzah说,“在东盟的10个国家里面,较为发达的经济体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在对抗性别失衡方面是遥遥领先的,而另外五个新兴经济体柬埔寨、越南、缅甸、老挝、文莱在女性经商、从事专业职业和参与法律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鉴于此类差异的存在,ZICO律师事务所的多元化举措也被分为多个部分,“因为你不能将同一种策略用于不同的分所,”Hamzah说,“有些分所相较其他分所需要更多的交流、培训和能力建设。”

Hanim Hamzah
ZICO Law律师事务所
区域管理合伙人,新加坡(东盟)

目前ZICO的法律工作者中,女性合伙人占到57%,并且这个律所联盟还发起了一项名为“女性主张(She Advocates)”的活动。

“起初部分合伙人不太愿意接受这项活动,询问为什么我们需要采取这样的举措,因为我们已经有大量的女性代表,” Hamzah说,“我们甚至还有立法。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20%为女性,而在新加坡,女性代表的比例必须达到30%。

“但在我看来,如果只存在好的方面,那么我们就不必再讨论此类话题了。这依然是一个男性支持男性成功的父权社会,而我们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Hamzah的经验,即使在更发达的经济体中,以男性为主导的状况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像日本、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重男轻女现象非常严重,社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受伊斯兰教传统的影响,男性通常是主要决策者。”

Hamzah举了一个合伙人如何处理一项尽职调查的例子,这是一项要在雅加达郊区或另外一座岛屿上进行的调查。“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或者认为做这项工作需要单独外出,他们很快就会忽略掉所有的女性律师,然后把这项工作交付给一位男性去做,”她说,“女性需要得到接受或拒绝一项任务安排的机会。你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项工作符合一个特定的性别。‘女性主张’活动让人们意识到此类问题的存在,借此讨论无意识偏见问题、性别收入差距问题、工作与生活融合问题,以及如何分享相关最佳做法。”

诸如此类的偏见在日本也十分普遍。“日本当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Hamzah说,“作为一名女性,你不会总是被邀请参加会议,反倒是被期待能端茶倒水……所有这些都是无意识的,或者甚至是有意的偏见。”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参加一次无意识偏见测试。“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做的很好,我们并不持有任何偏见,但之后你肯定会大吃一惊。参加这样的测试可以让你有机会反思自己,然后不断改进。”

意识到这些偏见对于律所的管理者十分重要。在一年一度的工作表现评估过程中,Hamzah注意到男性和女性合伙人在行为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女性合伙人进来时会说,‘谢谢,这一年很棒’之类的话。而男性合伙人则会带来一张Excel表格,然后说‘这是我的账单金额,这是我应该得到的奖金金额。’他们的确会为了自己据理力争。 ”

“让合伙人学会对初级律师的表现进行评估至关重要,这样他们才能给出公平的报酬,而不是在面对一位志在必得的男性律师时就动摇起来,并同意他加薪20%的要求,但在面对应该得到同等回报,却没有坚决争取认可的女性律师时却无动于衷。我们既为评估者也为被评估者提供培训指导,旨在让大家明白关键绩效指标(KPI)的计算不仅基于财务账单和收款情况,还基于整体绩效衡量。”


榊原美纪,日本组织内律师协会(JILA)主席

踏出舒适区

女性必须大胆转变信念,抓住领导机会,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

“从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发现自己难以面对女性被以一种低人一等或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从那时起,我就热衷于与女性歧视作斗争。20年前,当我成为一名律师时,我是比例仅占12%的女性律师中一员。如今的日本,20%的律师是女性,而在企业法务中,女性的比例占到40%。

在美国,我听说客户对律师事务所提出多元化要求,不仅要求有更多的女性,还要有更多来自其他少数群体的代表,比如LGBT(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群体。如果日本的客户也提出同样的要求,那就再好不过了,但他们自己还没有实现多样化,所以他们不能指望别人也这样做。首先,我们必须从内部改变我们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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榊原美纪
日本组织内律师协会(JILA)主席

幸运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女性经济学’运动正在加速推进,截至2020年,30%的领导职位有望由女性出任。因此,你会发现现在政府中有很多身居高位的女性。但是,私人实体仍然落后。

由于公司管理层的施压,情况正在慢慢发生变化。许多公司已经决定任命外部董事,并倾向于选择女性律师。这是一个进步,但在一个15到20人组成的董事会中只有一位女性仍是不够的。

在日本公司和律所中,情况大致相同,还没有足够多的女性。外国公司和律所则要进步得多。

促进性别多元化是我的首要任务,但我认为,要想产生更大的影响,你必须身居要职。在我当选JILA主席前,女性只占董事会成员的10%。现在,女性总计占到40%,我为这一成就感到骄傲。每当我有机会拜访律师协会,我都会提醒他们注意我们JILA的统计数据,以使他们感受到压力并以我们为榜样。

与此相关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例如薪酬差距,但我认为解决男女比例失衡是当务之急。如果女性占比至少达到30%,我们的发声会更有力,我们也才能真正获得决策权。

大部分女性要承担照料家庭和孩子的责任,所以她们不能像男性一样在工作中投入同样多的时间。她们通常必须早早离开办公室,这就会影响到她们的业绩。只要律所继续使用小时计费制,女性就会陷入困境,也不太可能成为合伙人。女性面临的这种困境并不仅限于法律行业。

我们的各种文化价值也在给女性制造着各种障碍。通常情况下,女孩在成长过程中被教导要安静和让步,在领导力和发表看法方面经验相对更少,甚至在家庭内部也是如此。这种教导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一直被这种方式培养。男孩的成长环境则不同。甚至在幼儿园和小学期间,老师们也都期待男孩担任领导角色,或者担任班长。作为一名女性,你得不到那种锻炼机会。

我最近刚刚获选成为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我总觉得自己此前并未接受过相关职务的培训。然而,我还是接受了这一职位,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我建议年轻的JILA会员们,尤其是年轻的女性律师,要畅所欲言,抓住机遇,即使这样做会让自己感到不那么舒服。有时候,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保持坚定和自信。

如果你是一家公司内部的年轻女性律师,你可能会感到自己在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环境中被孤立。但是在JILA,女性可以参加我们的多元化小组,获得各种与模范榜样互动和学习的机会。

JILA董事会中的女性律师们可以成为高层决策者,即使她们在自己的公司并未担任此类职位。她们可以将JILA作为一个进步提升和获得培训的平台。JILA虽然只是一个组织,但我们能帮助许多人。”


BENEDICTA DU-BALADAD,BDB Law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尼拉

更伟大的目标

女性不断在菲律宾法律行业担任高职

“常常有人问我,我是如何打破法律职场的隐形天花板,取得今天的地位与成就的。我的回答是,‘并没有需要打破的隐形天花板。如果真有,那么我会狠狠打碎它,让我身后的其他女性更容易成长晋升。’

现在想想看,也许确有这样一道天花板,而我一直埋头工作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也许是不知不觉地,我就在上面打破了一个大洞。

在菲律宾,男性曾经主宰着法律行业,但情况早已不同以往,这要归功于男性自己打开了欢迎、培养和鼓励女性成为职场平等伙伴的大门。

BENEDICTA DU-BALADAD
BDB Law律师事务所
创始合伙人兼首席执行官,马尼拉

今天,女性和男性平分秋色。女性律师不断赢得包括政府要职在内的重要职务,像是国会议长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这样的职位。男性对这些成就表示赞赏,并乐于承认女性同僚的潜力。

回顾我自己的经历,我开始执业时也曾感到害怕。但我看到了一个机会,一扇男性不愿进入的大门,一个要求细节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数字分析技能的法律实践领域。这就是税法实践。

我以自己作为会计师、审计员和税务机关前官员的专业知识为出发点,专注掌握税法领域的各个方面,并针对一些会影响税务问题解决、税务实践制定,或决定税收政策采纳与否的争议性和重大问题,积极参与思路引导。

我坚持不懈、激情满满地投入这项事业。诚然,我为之付出了许多努力、决心、力量、才智和专注,并最终引起了注意。

围绕税收主题,我不断发表演讲、提供指导,并撰写文章。税务领域令我废寝忘食,尽管大多数夜晚我都要熬夜,但获得‘税务专家’和‘税务大师’等赞誉让我心怀感激。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尽管我以从事税法业务为生,但我知道我必须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一个金钱必须让位的层次,一项利国利民事业——包容性税收。

我呼吁让税收制度成为包容性增长的催化剂,成为一种减少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推动而不是扼杀经济增长的简单、公平、公正的机制。

这是过去五年中我一直在推动的目标。我将继续为之投入更大的努力,因为我感到了紧迫性,也听到了时代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