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部署新的改革措施,确保其经济能继续向前推进,顺利达成目标。作者:李俊辰

国的发展面临着复杂而严峻的国际形势。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在过去数个月中依然保持着稳健的增长。(虽然根据国家统计局和tradingeconomics.com的数据,第二季度6.2%的增长率为27年来的最低增速。)中央政府依然保持着出色的执政定力,在吸引外资、鼓励科技创新、资本市场等方面逐步推出改革措施,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不过,由于经济承压,市场主体还是遇到了新的挑战。

毫无疑问,最大的挑战来自中美间的贸易战,这一紧张态势影响到了外商对中国的投资。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香港办公室管理合伙人郑维明表示:“持久的贸易冲突也使得我们的国际商务和贸易业务变得非常繁忙,因为许多公司需要重新调节供应链以避免自身遭受贸易战波及。”

不过,中国市场依然保持着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昭胜年利达驻北京合伙人刘坚中表示,中国市场的对外开放一直在进行,但是近段时间比较密集。

“比如,前段时间政府对外资境内投资又出了一个新的负面清单。很多外国投资者都在密切地关注这一开放趋势,”他说,“就我比较多涉及的金融领域而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的外资比例都有较大的突破,现在已到51%,明年就会完全放开。这意味着对外资来说,他们将来可以有控股权,他们未来的实际运作策略会随之产生非常重大的变化。我们留意到很多外资金融机构都在考虑增加在合资企业中的股权。”

凯腾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韩利杰表示,在外商投资领域,尽管中美贸易战使得不少交易受到美国限制,“但不少外国企业还是会寻求和中国企业深度合作,将核心技术与中国企业进行分享”。

中国“这一方面是因为外企只是把技术带到中国,产品则在中国就地生产和销售,不需要再返销美国。另一方面中国的化工、水务、电力等行业日趋成熟,为掌握高端技术的相关外国企业在中国带来机会。”

美国的打压也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造成了影响。霍金路伟律师事务所大中华业务主席魏军表示,中国企业总体的海外并购形势并不是特别好,近期的一个原因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在贸易战的过程中,美国扩大了CFIUS这些审查机构的权力。而且美国的立法者自己也讲,这一改动实际上就是针对中国的企业。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高新技术行业的途径基本上就被堵死了。”

另一方面,中国投资欧洲的趋势也在减弱。“一方面是德、法、英等国家目前都在仿效美国CFIUS审查这一模式,”魏军说,“另一个原因是欧盟本身也处在动荡之中。而且中国企业竞标欧洲企业,即使是没人要的经营不善的企业,有时也会遭到美国的干预。”

投资欧美的难度增加,使许多中国资金转向了其他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拉动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在增加,特别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欧亚大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占比很大,”大成律师事务所常驻北京的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马江涛说。

中国商事纠纷增长

跨境商业活动的日益频繁推动了跨法域商事纠纷的增长。201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国际商事法庭、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在深圳和西安揭牌办公。马江涛介绍说,截至2018年年底,两个国际商事法庭已受理了一批国际商事纠纷案件。“大型跨境争议解决项目,可能会涉及公司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仲裁法、国际私法等多方面内容,”他说,“我们需要帮助客户理解不同地区的法律环境与商业习惯,综合运用诉讼仲裁、商业谈判等措施解决问题。”

面对跨境商事纠纷的增长,中国的仲裁机构也在努力作出调整。例如,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北仲)年初发布了《国际投资仲裁规则》征求意见稿。“预计[这套规则]正式推出后能更好地解决投资者和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纠纷,”北仲副秘书长陈福勇表示。

“我们的这套规则有很多创新点,比如说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可以对仲裁裁决进行上诉,以及送达手段全部采取电子送达等,都是很前沿的安排。这类纠纷类似于跨国行政诉讼,具有挑战性。”

商事纠纷增长的另一个来源是国内经济,尤其是金融领域。陈福勇表示,商事纠纷解决与整个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如今经济形势欠佳,所以各个领域,特别是投资和金融领域的纠纷量均呈上升趋势,”他说。

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常驻北京的管委会主任陶修明表示,随着这几年经济整体下行,国家在金融领域去杠杆、控风险,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某些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力度过猛,给市场流动性造成了巨大问题,”他说,“在这些背景下,近几年金融投资领域的纠纷爆发式地增长,还出现诸多企业陷入破产的情形。”

陶修明补充说:“很多金融领域的纠纷涉及此前的各类创新。这些创新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此前在相关法律制度和监管体系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出现的,实践中有许多新型问题,这给相关纠纷案件的处理带来了诸多法律上的挑战。”

天同律师事务所常驻北京的执行主任彭卿表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很多债务关系中的私下抽屉协议,或称隐性担保,也爆发出来。”很多金融机构曾在私下寻找第三方甚至第四方提供隐性担保。“如果资金链不出问题,这类私下协议的执行不会有风险,”他说,“但是目前市场上出现了很多无法偿还债务的问题,这些抽屉协议也就浮出水面。这时候,其法律效力如何认定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瀛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周波留意到,基金、信托、私募、P2P领域的纠纷骤然增多,导致诉讼及仲裁案件数量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是资管新规等监管规定的不断出台,使得对金融产品的监管更为严格,”他说,“随着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走弱,资金链断裂导致越来越多的融资方不能按时偿还本息,最终不得不诉讼或者仲裁。”

周波表示,客户关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第一,此类金融案件中经常涉及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交叉,一旦涉及刑事犯罪,案件往往久拖不决。第二,对于被质押的上市公司股票的处理程序和方案,很多法院缺乏相关经验,在推动处置方面步伐缓慢。

在金融纠纷之外,劳动争议案件也在继续增长。“在过去数月中,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经济下行和企业对于降本增效的需求,企业关闭、搬迁、高管解聘的事件频发,加之企业对合规有日渐趋严的要求,劳动争议案件在过去数月中有所增长,”江三角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副主任、高级合伙人屈晓蓉说,“客户关注的法律问题主要集中在各类严重违纪或违规行为的处理。”

金融科技发展

与科技相融合是金融领域目前的一大趋势。各大银行目前纷纷在积极拓展网络金融业务。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吴卫明表示,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对于商业银行数字普惠金融的日益支持,同时由于银行业务竞争日益激烈,商业银行需要不断引入新的方法发展业务。在此基础上,数据驱动的网络普惠金融在商业银行领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许诚表示,关于各中外银行的标准文本,传统上律师只需帮助银行解决线下交易的安全问题,但他们近期逐渐发现传统金融业务向线上迁移的趋势。“也即在设计产品和文件的时候需要关注更多线上的独特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身份验证、电子签名、通知送达、诉讼安排、金融IT系统支持等,并在一开始预留安排,”他说。由线下至线上,意味着基于线下模式的原有风控体系、内部操作流程均会发生变化。“我们认为,未来的几年内,交易的线上化以及基于金融科技的法律服务将是一个新的热点,”他说。

科创板开闸

国浩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管理合伙人管建军表示,过去数月中,境内上市、境外上市等资本市场业务都增长迅速,这得益于中国科创板的开闸,以及香港交易所上市规则的修改。“客户关注不同资本市场不同板块的不同融资条件、法律规制,以及如何通过重组满足该等要求,”他说。

科创板的设立在中国资本市场具有里程碑意义。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主任刘胤宏表示,从顶层设计来看,设立科创板既是为了落实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也是为了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激发市场活力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路走来,科创板推进速度之迅速、监管工作之高效让整个资本市场纷纷称道,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企业对融入资本市场也跃跃欲试,”他说。

科创板于6月13日正式开板,试点注册制。通力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翁晓健表示:“科创板及注册制推出,无疑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注册制为科技创新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创造了崭新的效率与可预期性,”他说,“科创板推出后,科创板IPO项目出现爆炸式增长。”

翁律师介绍说,科创板推出也重新引燃了其他板块的IPO项目。“加上2019年来主板企业过会率明显提升,近期准备启动或重启IPO的企业也明显增加,”他说。

天元律师事务所常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朱小辉表示,科创板启动后,发行人有了更多的上市路径选择。“由于科创板有多种上市标准可选,原本不符合传统上市条件的企业有望在科创板登录资本市场,”他说,“另一方面,科创板推动了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审核进度,企业上市时间表更有预期。”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李达表示:“由于实行全新的发行和上市条件,[科创板]吸引了很多此前不符合A股IPO条件的企业或者拟境外红筹上市的企业。”

科创板也给中国律师带来了新的业务机会。“除了科创板上市融资的资本市场业务外,还将会带来与科创板相关的金融民商事纠纷和行政纠纷争议解决、合规等业务机会,” 君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华晓军表示,“科创板上市申报企业关注的法律问题主要有业务合规、控制权认定、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员工股权激励等。此外,拟申报企业对上市标准的选择和是否符合科创板定位的判断等,也比较受关注。”

中国竞天公诚的李达表示,针对科创板,客户特别关注的要点有:(1)公司是否符合科创板定位;(2)公司是否符合科创板IPO的发行条件和上市条件,比如符合哪套上市标准、如何确定预计市值等;(3)表决权差异安排的要点;(4)红筹企业在科创板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的特殊规则;(5)注册制和核准制的主要实质性区别等。

合规

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管委会成员杨文珺表示,她关注到企业合规领域的业务在快速增长。“有这一类法律需求的客户一般为外资企业、大型国有集团公司和互联网企业,”她说,“这块业务领域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大企业法律主管的合规意识加强,以及与政府部门的监管方式改变、政策调整都有关联。”

杨文珺介绍说:“我们客户中有不少会提出让律师参与到企业合规的具体工作中,并作为一个专项法律委托事项,让外部律师一起参与企业业务合规风险排查、内部流程合规审查的优化建议以及数据合规的专业培训和独立调查。”

中国CMS国际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邬丽福表示,律所在竞争及反垄断、雇佣及解雇员工、知识产权和数据保护,以及环保合规等领域的业务有所增长。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新法律的实行,例如在网络安全方面的规定;以及更艰难的经济形势,导致公司更注重合规,也导致裁员的情况出现,”她说,“在环保和反垄断领域,政府部门对监管的强化也是业务增长的一大主因。”

基德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范建年发现,与个人数据使用和保护相关的业务比平均业务增长更快。他表示,多种因素导致对数据合规的要求有所提高,主要包括Facebook在美国泄露个人数据一事,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法案(GDPR)》的实行,以及中国过去数月间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条例和指导方针。

“整体而言,世界正处于快速的数字化进程中,大数据对于业务开展愈发重要,这一类型的问题在未来也变得更加关键,”范律师表示,“个人数据传输的法律合规性,尤其是涉及跨境用途的数据传输,即便这一做法是在附属公司间进行的,也已在过去数月中成为了焦点。”

君悦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许江晖表示,医疗健康领域的客户,尤其是其中有跨国背景的客户,关注医疗健康行业有关的数据安全和数据跨境传输问题。“强监管带来了对合规的高要求,”许律师说,“例如新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草案)》等都得到了该领域客户的持续高度关注。”

知识产权

由于法律保障的增强,以及市场主体的维权意识提高,知识产权领域的业务量在持续不断增长。汉坤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吴丽丽表示,中国正逐渐成为知识产权诉讼优选地。“中国对于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越来越强,整体上呈现出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趋势,”她说,“例如不断提高的赔偿额,以及高效和快速的审理程序……创造了很好的司法保护环境。”

万慧达知识产权驻北京高级合伙人朱志刚表示,知识产权领域整体业务量的提升,“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经济、科技发展本身的推动,以及国家政策、法律对于知识产权创造及保护的重视。”

中国立方律师事务所驻北京高级合伙人谢冠斌也表示,知识产权业务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断加强,以及企业和个人知识产权维权意识的不断提升有紧密联系”。

除了传统的起诉或应诉之外,“更多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地着眼于‘纠纷前’的预防与预警,”谢律师说,“具体表现为聘请知识产权专业律师团队,为其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和合规方面的体系构建、流程梳理及培训。”

朱志刚表示,在知识产权领域,目前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1)随着商标申请注册数量的持续增加,商标检索、驳回、异议、复审及相关行政诉讼的数量持续增长;(2)商标恶意抢注仍屡禁不止;(3)注册商标变形使用问题依旧突出,维权程序复杂且漫长;(4)企业名称和商标之间的权利冲突问题比较严重;(5)专利侵权行政执法案件数量持续增长;(6)游戏侵权案件越来越引人关注,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均大幅提升。

知识产权案件增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市场上有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等众多创新主体。“作为一种商业竞争的手段,采用知识产权诉讼的方式抢占市场有利地位,也成为商业主体常常采用的方式之一,”汉坤所的吴丽丽说。

吴丽丽表示:“手中持有大量专利的权利人也试图通过专利诉讼将专利变现。”很多专利权人投入了大量资金,积累了大批的有效专利,但是并非所有的专利技术都使用在自己的产品上。

“因此,将闲置的专利转让或许可出去也是很多企业在思考的问题,”吴律师说,“通过专利诉讼的方式获得高额赔偿,或者至少当作转让或许可的筹码,也是专利权人发起专利诉讼的考虑之一。”

柳沈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姚冠扬也表示:“中国企业的专利申请经过一定积累期,现在已经到达一定数量,企业开始考虑如何通过专利来占领并巩固市场……预计专利方面的争议会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也到了通过创新促进发展的阶段,由此逐渐脱离低端制造业,这都需要专利的保驾护航。这也促进了专利争议的出现。”

姚冠扬表示,客户主要关注的法律问题包括:标准必要专利被诉侵权时法院是否真的会颁发禁令;专利侵权赔偿额是否能够提高;专利的无效率;法院是否能够直接判定专利有效或无效;举证制度和证据妨碍制度对于原被告双方的影响等。

更多观点

China目前市场上也有很多新类型的纠纷,这类纠纷的解决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是说纠纷无法简单套用既往的规则和思维去解决,而机遇在于若处理好了这些纠纷,其实是为行业梳理了规则。所以我们经常说,做争议解决不仅仅是解决个案的纠纷,而是通过解决纠纷去解释和界定商业的游戏规则。

陈福勇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

China日本企业普遍重视在中国的合规问题,特别是反腐领域、垄断处罚等越来越受到重视。合同审核、员工培训以及商业法律风险的预防等,是近来我们业务的增长点。合规业务也有向多方领域扩展的趋势,由最初的商业贿赂,逐渐扩展到垄断价格协议、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个人信息的保护等诸多方面。

张和伏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北京

目前出现了“劳动法+”这一概念,是指劳动法律师随着业务复杂程度的提高而拓展自己的服务领域。例如,高管劳动争议除涉及劳动法,还涉及公司法。而员工舞弊、职务侵占等可能还会涉及刑法。合规审查方面,欧洲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出台后,员工数据如何收集和处理是相关企业需要了解的。

齐斌
信栢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

China值得注意的是,区块链应用开始从ICO等虚拟货币领域转到具体应用,如证据存证、应收账款转让系统等,原因主要在于区块链技术的日趋成熟以及从业者逐渐理性务实的业务发展思路。

吴卫明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

China近期关于就业歧视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各项法律法规逐渐出台,在日常咨询中,客户多关注于招聘时如何避免就业歧视、员工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以及保护程度等。

 

屈晓蓉
江三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人,上海

我们观察到借贷和债务相关的交易活动有所增长。鉴于市场前景不明、估值下降,许多客户已将业务转向债务投资等领域,并且尽可能筹划对股权交易进行重组。[这类重组]常涉及复杂的重新谈判。

陈新
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
大中华区主管合伙人,香港

今年是《行政诉讼法》颁布30周年,经过30年的发展,行政诉讼已经成为解决官商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我觉得未来30年高端法律服务市场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其实和中国一样,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都采取强监管模式,企业不可能不和政府打交道。

曹竹平
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

专利的检索分析和无效诉讼案件增长较快,我们理解的原因可能是:第一,当前中国的专利申请量达到一定的数量后,很多权利人在考虑如何使用这些权利。第二,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也使得很多权利人越来越注重权利意识。同时很多企业也是他人权利的相对人,在生产经营中越来越谨慎,造成FTO(自由实施)检索、无效检索的业务需求快速增长。

党晓林
三友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及合伙人,北京

科创板的开启,带动了整个资本市场的监管逐步回归到市场化,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从审核制到注册制的一个核心转变。

China目前而言,许多有意在境内上市的企业应该会以科创板作为首选,但是未来得益于大湾区发展规划,如果科创板的政策普惠于深圳创业板,深圳创业板可能会重新吸引投资的注意。深圳本身就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城市。深圳交易所的上市主体中有很多的小微企业,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对如何与这类企业沟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陈中晔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执行合伙人,北京

China中国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因此导致互联网的信息保护、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互联网支付与金融安全等新业务进一步发展。

 

詹昊
安杰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北京

印度法律十分复杂,有很多古老的英国法仍在适用,而且印度法院对案件无明确审理期限,因此许多讲求效率的企业都会尽可能避免在印度惹上官司。此外,不少在印度投资的中国企业家对印度的公司设立相关法律理解不全面,甚至存在误读。

比如,有些印度当地律师会有意无意地误导中国客户,说中国企业在印度不能独资,只能合资且至少需要一名印度董事。一旦中国企业按照这个说法去设立公司,就为日后公司控制权争议埋下隐患。

高锖
兰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

China在严监管的形势下,资产证券化近年引起市场越来越多的关注。与传统的金融过程相比,资产证券化可以突破传统市场主体的束缚,实现资产层面的金融转化,是更精细、更多样和更深层的金融过程。

 

马晨光
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