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垄断诉讼 热点和趋势

作者: 黄伟,天元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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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始日益重视反垄断诉讼案件审理的专业性,特别是在中国反垄断诉讼法实施十周年之际,反垄断诉讼管辖制度迎来重大变革,一审由知识产权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反垄断上诉案件,将直接越过省级高级人民法院由新成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审理。同时,继2014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知识产权法院成立后,最高院于2017年1月后陆续批复在江苏等17个省级行政区划设立20个知识产权法庭。前述审判设置,将大大增强反垄断诉讼案件审理的专业性和司法裁判口径的统一性。

而在热点领域,中国的反垄断诉讼持续升温:

反垄断
黄伟
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标准必要专利(SEP)领域反垄断诉讼大案频发。在SEP全球大战频发的背景下,从笔者2016年代理的高通魅族案、2017年代理的高通苹果案来看,中国已经成为SEP权利人和实施人全球角力的主要战场。如苹果公司针对高通公司在中国提起的标的额达10亿多人民币的反垄断侵权诉讼和标准必要专利诉讼,就是双方全球大战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同时,SEP反垄断诉讼也呈现出诉讼标的额越来越高、案件所涉问题越来越复杂的特点。

互联网领域反垄断诉讼持续增加,反垄断边界是否重塑有待观察。随着中国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诉讼案件也日益增多。2017年,笔者代理京东就阿里“二选一”行为(电商平台对平台内商家做出的“独家排他性”要求)于北京高院提起了索赔额高达人民币10亿元的反垄断诉讼。虽然最高院于2018年底在徐书青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再审案中延续了3Q大战的审理思路,认为市场份额在判断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中仅具有粗糙且存在误导性的作用,但是,考虑到欧盟在谷歌案件中在认定谷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时对谷歌市场份额的重视,最高院未来在京东阿里案等大案中是否仍会延续3Q大战的审理思路、中国互联网反垄断的边界是否可能重塑有待在大量案件中进一步观察。

中国反垄断后继诉讼也日渐活跃。伴随着中国反垄断执法日益常态化,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处罚后,相关主体依据行政处罚决定提起反垄断索赔的诉讼也日益活跃。

一方面,在2017年,笔者代理某企业围绕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提起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起反垄断后继索赔诉讼,涉案标的额高达数亿元;另一方面,就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作出的处罚涉及中国企业受损的,我们也在积极代表国内相关受损主体,通过在国内外提起反垄断诉讼等方式扎实推进反垄断索赔,如代表国家电网针对外国电缆卡特尔企业提起反垄断诉讼等。

中国反垄断执法后续行政诉讼增加,司法对执法的审查力度提高。目前,相关主体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进一步提起反垄断行政诉讼的情形也日益增多。在笔者代理的海南省物价局处理中国首起纵向价格垄断行政处罚司法审查案中,最高院经再审,最终认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固定转售价格和最低价格两种纵向垄断协议行为原则上不需要进一步分析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在最高院层面上对于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和司法系统长期在纵向垄断协议方面的分歧进行了厘清。随着最高院知识产权法庭统一对行政处罚后反垄断行政诉讼案件二审,合理预计行政处罚后行政诉讼案件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反垄断实施已然十年,在反垄断执法领域大案涌现的同时,3Q大战反垄断诉讼、锐邦强生案等大案也在不断树立着反垄断司法诉讼的裁判思路和规则。我们作为一线反垄断律师,日益感受到中国反垄断诉讼的快速发展,不仅越来越多的民事主体选择诉讼途径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反垄断纠纷,日益重视和敢于提起行政诉讼来审查反垄断行政处罚,相关诉讼还进一步涉及到了公平竞争审查、反垄断民事后继诉讼等多种类型。可以预见,随着反垄断审判结构专业化大大提升,以及相关主体通过司法诉讼解决双方反垄断诉讼的意愿增强,中国反垄断诉讼将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

黄伟天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他的联系方式为电话+86 10 5776 3888以及电邮[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