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仲裁事业有独属于自己的发展轨迹。乘着中国仲裁国际化图景徐徐展开的东风,国内仲裁业界也踏上了在国际仲裁舞台上向世界输送“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的康庄大道。

这一对趋势,彼此遥相呼应,共同承载起中国成为国内国际领域不言而信的仲裁大国的瑰丽远景。

国内仲裁机构的佼佼者们竞相争作开路先锋,助力中国积极打造仲裁友好型司法辖区的美名;享有国际声誉的同业者们也不甘其后,寄望于在广阔的中国大陆仲裁市场上扬帆起航,大展宏图。

在此豪杰奋起的背景下,心怀抱负的国内外仲裁机构将如何乘势而上,顺势而为?这又会如何改变国际仲裁市场的格局,重塑中国的角色?

放眼未来,中国和西方在仲裁领域的传统智慧将在何处相遇?

同时,开创业界先河的《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订对于仲裁事业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又将如何为国际争议解决的未来发展拓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此,我们邀请了一些主要仲裁机构分享他们的真知灼见。


殊途交汇

陈福勇,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

在中国,仲裁是一项舶来的争议解决制度。业界长久以来的主流话题是仲裁实践如何与国际接轨。然而,若认真检视国际仲裁领域“正在热议”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不难发现在中国仲裁试图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国际仲裁也正在吸收、融合一些中国业已形成的实践惯例或因素。

模式概要

Arbitration
陈福勇

跨越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差异的争议解决模式。中国仲裁行业不断国际化的进程使得外国律师有可能在北京体验到与其他主要仲裁中心城市相差无几的仲裁过程,例如香港、新加坡、伦敦和巴黎等。《GAR区域仲裁指南(2018)》评价《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时提及,这份仲裁规则在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方面可谓是中国内地最具有弹性且接近国际标准的范例。当事人几乎可以以任何自己想要的方式推进案件,即便在确定仲裁适用法这样棘手的事项上,当事人也具有足够的意思自治余地。

但中国内地的仲裁程序事项并非没有自身特色,也不能认为其仲裁规则是对国际仲裁实践的照搬照抄。尽管中国内地被认为属于大陆法系法域,其诉讼实践中具备法官纠问和重视书证的关键特征,但这不意味着中国仲裁程序也必然遵循这些大陆法系的实践方式。更确切地说,《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明确规定,“本规则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北仲或仲裁庭有权按照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推进仲裁程序,以促使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得到高效和公平的解决。”

同样,也不能当然认为仲裁庭会自动倾向英美法系的实践方式。对于偏好英美法系实践方式的用户,明智的做法是就特定程序事项进行特别约定,以确保英美法系的程序或者相关国际仲裁实践能够在中国仲裁中得以采用。

诉答风格

在国际仲裁实践中,仲裁庭倾向于要求各方当事人按照特定的编排模式撰写仲裁文书(具体内容视情况而定),并列举式地将诉答焦点呈现出来。在中国仲裁的实践中,仲裁文书的风格总体而言较国际仲裁更简明扼要一些。一方当事人通常将支持其主张的证人证言连同其书面意见和能够支持其主张的书证一并提交。除非就程序事宜各方当事人另有约定,或仲裁庭作出其他决定,否则对于诉答的轮数没有具体的规定或限制。在实践中,一份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不仅仅是列出基本主张要点,同时还能囊括完整的案情陈述书/答辩意见等内容。

证据披露

在国际仲裁领域,关于证据披露的滥用抱怨诸多。在中国,如果各方当事人想要具体文件的披露,明智的做法是提前在仲裁协议中选择适用国际律师协会国际仲裁证据规则。如果各方当事人没有指定一套证据规则,中国仲裁的仲裁员所采用的证据规则将包括《仲裁法》和机构仲裁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在这些规定之下,仲裁庭并不当然具有命令一方当事人披露具体文件的权力。不过,若一方当事人在某一案件中提出主张并且可以证明相关证据只掌握在对方当事人手中,对方当事人就应当出示该证据。若该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披露,仲裁庭可以据此推定持有证据且拒绝披露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庭审

在国际仲裁领域,越来越多的仲裁庭希望限制证人的盘问,并更多围绕书证进行审理。通常,在中国的庭审仅仅持续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远远比主要国际仲裁机构的庭审所需的时间要短。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中国当事人认为所呈交的书面证据足以证明他们的主张,就很少在仲裁程序中引入证人。当然,对于更加复杂的争议,庭审也会持续数日,或者前前后后会举行数次庭审。

办案秘书的角色

传统上,中国的仲裁机构会将每一个案指派给一位办案秘书。相较于国际仲裁的案件经办人,办案秘书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通常办案秘书会直接处理后勤性和程序性的案件管理事务,例如文书送达和程序性通知的发出。这可以使仲裁员集中精力处理实质性问题。在中国,一些专家主张限制办案秘书的角色,鼓励仲裁庭承担更多的工作。然而近年来,引入仲裁庭秘书却成为国际仲裁领域愈发普遍的实践,这似乎印证了中国仲裁中让办案秘书承担比案件经办人更为广泛的职责具有合理性。

总体而言,相较于西方通常由律师主导的、冗长的仲裁实践,中国仲裁实践的智慧在于让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司其职,从而使仲裁程序能以高效经济的方式开展,并就具体争议“量体裁衣”。尽管目前尚不能断言中国和西方的仲裁传统将如何交汇,但不同实践的融合是仲裁实践未来的趋势。


增添中国智慧

王承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Arbitration
王承杰

我认为“国际仲裁中国化”这个表述应当理解为中国仲裁在融入国际仲裁、走向世界舞台的过程中,在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先进做法的同时,也不予保留地将中国仲裁基于本土国情的特点而形成和发展的特有经验贡献出来,与世界仲裁同业者一同共享、交流和不断完善,为国际仲裁的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仲裁事业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立足中国国情,在以下方面形成了独到做法和经验:

一是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这是贸仲委最早提出并率先实践的做法。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就是双方当事人明确同意的前提下,以切实有效为当事人解决争议为优先考虑,在仲裁过程中植入调解环节,由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中对案件进行调解,当事人经仲裁庭调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庭根据当事人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裁决书或制作调解书或撤销案件;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仲裁中或仲裁外自行和解,并向仲裁庭申请依据其达成的和解协议作出裁决书或制作调解书或撤销案件。若未能达成和解协议,则恢复仲裁程序。

这一做法大大提高了当事人在争端解决中的自主性和参与度,进一步增进了仲裁程序的灵活度,大幅缩减了纠纷解决时间,并降低了金钱成本。同时,这一做法兼顾了程序保密性和裁判独立性,调解书、和解裁决书与普通裁决书具有同等强制执行性,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经过了六十余年仲裁实践,该种做法迄今已为中国内地众多仲裁机构乃至世界上不少知名仲裁机构所采用,成为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中国经验”和“东方智慧”。贸仲委除了将传统的商事仲裁与调解相结合,通过新颁布的投资仲裁规则将这一经验也推广至投资仲裁,希望藉此为解决当前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僵化的问题提供新思路。

二是机构协助推进仲裁程序、实现仲裁高效率。中国仲裁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机构仲裁。在面对受理案件增量巨大、本国和国际当事人争议亟待得到高效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仲裁机构通过指派经办秘书协助仲裁庭推进程序、对于标的小且案情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在仲裁规则中明确规定裁决作出和其他各类期限等做法,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仲裁机构程序推进经验,普遍缩短了仲裁案件的处理时间,获得了广大仲裁参与者的高效高质评价。据我所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正在推进有关快速程序的统一规则制定,也为此向贸仲征集了相关经验。

三是国家层面对于仲裁的大力支持。中国仲裁一直得到了国家层面的司法和政策支持。法院在司法审查和支持仲裁方面态度友善明朗,尤其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专门规定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不予执行和仲裁协议无效认定需要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这是对《纽约公约》的极大尊重和落实。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指出,要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大力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国际商事法庭与符合条件的国际商事仲裁机构共同构建调解、仲裁、诉讼有机衔接的“一站式”纠纷解决平台,并支持当事人通过这一平台选择其认为适宜的方式解决国际商事纠纷。这些国家层面的支持为中国仲裁的发展营造了沃土。

四是互联网技术在仲裁中的应用。近年来,互联网科技水平爆发式进步,中国法院系统致力于推进“智慧法院”建设。中国仲裁也紧抓这一契机,从形式创新、效率提升、证据固化等多个角度和层次,利用互联网技术推进仲裁发展,推出网上仲裁、金融快速仲裁等新规程和新领域,极大地提高了仲裁的专业度和便利度,从中形成的成果也可提供参考。


仲裁实践的演变

刘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

尽管中国的《仲裁法》在过去24年间一直未曾修订,仲裁实践在中国大陆却从未停下发展演进的步伐。无论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决和发出的通知,还是大陆仲裁机构颁布的全新规则,都体现着仲裁实践的变迁和革新。仲裁实践在中国大陆发展演进的方式和路径既反映了中国国情和本土特色,同时又在中国《仲裁法》的法律范畴内步步为营,谨慎推进。这正是我理解的“国际仲裁在中国的本土化”概念的内涵所在。

Arbitration
刘侨

目前在中国大陆,对法律文本和相关实践的运用总是在充分遵守中国《仲裁法》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同国际标准接轨看齐,这俨然成为一个日渐显著的趋势。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在国际仲裁领域可供借鉴输出的“中国经验”。范例之一包括今年4月《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的签署落地。

该《安排》于今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其签订有史以来首次为内地法院向内地以外的司法管辖区颁布仲裁程序保全措施提供了法律基础,香港成为唯一与内地签署仲裁保全协助文件并受益于此的司法管辖区。香港作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运行的特别行政区,由内地法院颁布临时措施以协助香港仲裁的操作使得中国大陆的仲裁制度在不违反中国《仲裁法》条例规定的同时更进一步与国际规范接轨。

近年来,随着仲裁与争议解决领域不断向多元化与国际化发展,中国大陆一些仲裁相关的实践值得推广运用到以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为仲裁地的仲裁案件中。其中一项在中国大陆用于解决争议数十年并证实卓有成效的实践是调解和仲裁的结合(被称作“调解-仲裁”或者“仲裁-调解-仲裁”)。

涉及争议的各方可首先将争端付诸调解,如果他们无法就此达成和议,其后各方可以将该争端提请仲裁。或者,一方当事人可以先行开始仲裁,在仲裁进程中征得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将该项争议再提交调解。根据调解的结果,各方当事人既可终止仲裁,亦可重新进行仲裁并将和解协议转化为仲裁裁决。依照《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该仲裁裁决在161个国家均具有强制可执行性。

对于“调解-仲裁”或者“仲裁-调解-仲裁”模式的有效运用可帮助各方当事人缩小存在分歧的领域并将精力集中于分歧之上,同时也能维持之前的商业合作关系。不过,这样的操作也蕴含着风险,特别是当调解员和仲裁员为同一人的时候。在调解进程中,他或她本人对保密信息以及可能具有特定权限信息的知悉被认为可能会影响其作为仲裁员时的公正性和独立性。

香港的司法机构起初是持怀疑的眼光看待“调解-仲裁”或者“仲裁-调解-仲裁”这一操作实践,但现如今该项操作已被香港《仲裁条例》第32和33条在附带一些注意事项的前提下予以认可。2018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机构仲裁规则也引入了新的条例,明文规定各方当事人在仲裁程序开始后被允许寻求其他方法解决争议。如果争议各方一致同意这么操作,那么应任何一方的要求,仲裁庭或者紧急仲裁员可以暂停仲裁或者紧急仲裁员程序。仲裁或者紧急仲裁员程序会应任何一方的要求重新开始。

相 关 文 章Huang-Wei-and-Zhou-Wen-Tian-Yuan-Law-Firm-黄伟、周雯,天元律师事务所-EN
Quan-Zhaohui-and-Mo-Xinying,-ETR-Law-Firm-全朝晖、莫欣影,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EN
Li-Fei-and-Wang-Gongjing,-Langfang-Arbitration-Commission-李非、王龚婧,廊坊仲裁委员会-EN
Cheung-Kwok-Kit,-Deacons-Arbitrate,-or-petition-for-winding-up-仲裁,还是清盘呈请--张国杰,的近律师行-EN


难分彼此

范铭超,国际商会仲裁与ADR北亚地区主任

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对中国而言,本来就是个舶来品,本来就是国际的,所以中国仲裁制度本身不存在需要“国际化”的问题。

Arbitration
范铭超

我们经常看到的有模糊的外国实践(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叫作“外国”的国家,更不存在统一的国际实践,最多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所以是“模糊的外国实践”)与国内的一些做法的区别,可能在某些具体的情况下,外国的某些具有一定共性的具体实践比国内的某些具有一定共性的具体实践更高效、更专业,所以国内学习了这些做法,从而来提高效率和专业程度,满足市场的需求。

这是专业界之间横向的、无国界的交流、学习和提高。或者说,学习、吸收是因为专业,而不是因为“国际化”。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仲裁变化的这个现象并不是所谓“国际化”的表现,而是“专业化”、“市场化”的表现。

所以,“中国仲裁比起从前更加专业化了、市场化了”这样的表述恐怕比“中国仲裁比起从前更加国际化了”这样的表述更为准确。

其次,国际仲裁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遵从当地法律,因此必须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但不可能因此在中国就“中国化”,在印度就“印度化”,在巴西就“巴西化”。因此,国际仲裁在中国的本土化并不等于“国际仲裁的中国化”,只有国际仲裁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根本制度由原生于中国的标准替代了现有标准,这才能被称为“国际仲裁中国化”。显然,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发生。

最后,由此可见,所谓“中国仲裁国际化”和“国际仲裁中国化”并不是相对应的概念,尽管从文字上看起来如此。所谓“中国仲裁国际化”的现象,其本质是通过专业交流提升专业化、市场化水平以更好地服务当事人的过程。所谓“国际仲裁中国化”的现象只是对国际仲裁在不同国家自我调整以满足当地法律合规性的误解。

中国仲裁事业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中,一些符合国际争议解决行业标准且立足本国国情的“中国经验”落地成形。最典型的恐怕是在中国被称之为“简易程序”的快速仲裁程序。相比国际领先的外国仲裁机构,中国仲裁机构类比法院诉讼,对小额争议“自古以来”采用“简易程序”。尽管具体做法上与国际领先的外国仲裁机构的具体做法略有不同,但这确实是中国仲裁机构远早于国际领先的外国仲裁机构所采取的实践。

这源于中国国内仲裁自1990年代起即处理众多小额争议案件,相比国际仲裁动辄数千万上亿的争议标的金额的案件,更有必要采用快速程序。而这种程序对国际仲裁晚近发展中过于冗长的程序、过于高企的费用显然起到了有效的限制作用,因此也逐步成为国际仲裁的趋势和潮流。

然而,我本人仍然对诸如“中国经验”的对外输出这类问题持保留意见。

国际仲裁肇始于商人自治,而商业是跨国界的,资本是流动的,它们从来不存在过于突出的国家特征,因此国际仲裁也是如此。

与其给成功的经验打上国家的标签,不如承认这是国际协作、共同推动的成果,是中国积极参与这些具有国际性的活动所贡献的智慧。

例如,在某个外国仲裁机构受理的一系列仲裁案件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做法,但从双方当事人到律师到仲裁员,有三分之二的人具有中国国籍,请问这时形成的经验是所谓的“中国经验”还是“外国经验”?反过来,在某个中国仲裁机构受理的一系列仲裁案件中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做法,但所有当事人、律师、仲裁员都不具有中国国籍,请问这时形成的经验又应该被视为“中国经验”还是“外国经验”?

仲裁本身的性质决定其往往具备多种复杂的因素,并不从属于某一个或几个国家,所有形成的经验、教训也由此并不从属于某一个或几个国家。中国也好,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位从业者都在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但最后的结晶则属于整个国际仲裁界,是不分彼此的。


中国仲裁走向世界

马屹博士,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

Arbitration
马屹博士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以及实施“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参与海外投资,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仲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中国当事人位列2017年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案件当事人数量的第三、位列2018年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案件当事人数量第四,而来自中国内地的当事人则在过去三年都是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除香港本地当事人之外最多的涉案主体。

中国当事人对国际仲裁需求的提升一方面促使经适度调整的国际仲裁实践更加被中国业界所接受,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中国法、中文、中国律师、中国仲裁员等“中国元素”在国际仲裁中的“入镜”几率,这可以说是“国际仲裁中国化”的外在表现形式。

而仲裁作为一种争议解决法律机制,其作用发挥的好与坏取决于该制度设计与争议主体自身所接受的法律文化之间的融合度。在这个角度上,对于中国内地仲裁机构而言,“国际仲裁中国化”的价值目标就是让自身的案件管理实践和争议解决文化能逐渐为国际仲裁界所接受。

事实上,以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又名“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下称“上海国仲”)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中国内地仲裁机构通过多年来的仲裁实践与对外交流,已经就一些中国内地仲裁机构在追求质量和效率平衡方面较为成熟的理念和经验进行了分享,在某种程度上亦对国际同行近期的一些实践产生了影响:

比如在仲裁案件管理方面,伦敦国际仲裁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先后借鉴中国内地仲裁机构的做法,开始允许当事人选聘仲裁庭秘书;在仲裁法律文化方面,“仲裁-调解”越来越多地为国际仲裁界所接受,在亚洲,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仲裁立法都认可仲裁员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调解,德国、瑞士、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仲裁机构规则也规定仲裁员有义务在仲裁程序中积极协助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国际律师协会《关于国际仲裁中的利益冲突的指引》中也明确,只要获得当事人的书面同意以免除利益冲突,仲裁员的调解职能可以得到认可。

“国际仲裁的中国化”实际上也是“中国仲裁的国际化”。上海国仲近年来通过行使仲裁员指定机构职能,持续提高了港、澳、台和外籍仲裁员参与庭审的比例。在这些案件中,由上海国仲配合国际仲裁庭使用中国仲裁机构的程序规则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运用“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相结合的庭审方式,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当事人约定的法律来裁决案件,让这些专家通过亲身经历来了解中国仲裁制度和中国仲裁法律文化。

上海国仲通过修订仲裁规则,尝试打破国际仲裁理念与中国仲裁实践间的壁垒,比如在2014年实施的《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仲裁规则》中创设了调解员前置调解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国际仲裁界担忧的“调解员-仲裁员”身份冲突问题。此外,上海国仲还在金砖国家法律论坛和中非合作论坛—法律论坛框架之下,分别设立了金砖国家争议解决上海中心和中非联合仲裁上海中心,搭建了融合中外法律文化特点的国际仲裁合作新模式。

从上述经验出发,对于中国内地机构而言,在发展中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的同时,未来也应当将一些符合国际争议解决行业理念且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经验”介绍给国际同行,通过对话和交流,促进中国仲裁国际化和国际仲裁中国化的融合。


更广阔的合作前景

林淑慧,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首席执行官

联合国46个会员国于2019年8月7日在新加坡签署了《新加坡调解公约》(简称《新加坡公约》)。《新加坡公约》是一项旨在提升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的条约。由于新加坡是签约仪式的举办地,且新加坡代表在该公约的谈判和起草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此该公约以新加坡命名。

Arbitration
林淑慧

截至今年10月14日,新加坡、中国和其他 49 个国家签署了《新加坡公约》。通过提升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新加坡公约》将促进跨境项目和交易的当事各方运用调解作为其争议解决工具包里快捷高效、经济适用的有机组成部分。

仲裁和调解作为具有互补性的两类替代性争议解决形式,它们给予深陷国际争议的各方当事人更大的灵活性以取得高效、专业且可供执行的解决方案。鉴于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仲)和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于2014年引入了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仲裁-调解-仲裁”议定书,允许各方当事人正式考虑将调解作为其争议解决过程中的一部分。在各方当事人能够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经调解产生的和解协议可以被制作成合意裁决,进而根据《纽约公约》获得承认和执行。

新加坡公约的签署为提升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的可执行性划下了浓墨重彩的起点。正如1958年签订的国际仲裁领域的《纽约公约》一样,各国的批约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此,新仲将继续与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齐力合作,携手推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仲裁-调解-仲裁”议定书,以期为批约进程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些举措将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全球领先的争议解决中心的地位。

自2015年4月国务院宣布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上海自贸区后,新仲快速决议于2016年3月正式设立新仲中国上海代表处。

中国当事人是新仲高度重视的海外用户。通过下列措施,新仲致力于加深拓宽我们和中国仲裁界的合作交流。

  • 2018年和2019年,新仲相继与深圳国际仲裁院、西安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和北京国际仲裁中心签订合作备忘录,推动国际仲裁作为在中国解决国际争议的首选方法,以期更好地为公司、企业和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一带一路”项目中的需求提供支持。
  • 2018年和2019年,新仲与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为两所高校的法学院学生提供新仲的实习机会。根据这些合作备忘录,两所高校的法学院和新仲也将探索“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和机构仲裁”模块同高校法律课程的有机结合。这些合作有望使新仲在中国国际仲裁领域未来专业人才的培育进程中发挥作用。
  • 2018年10月,以“成本节省与时间控制:紧急仲裁、快速程序与早期驳回”为主题的新仲学院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功举办。我们计划在中国其它城市举办更多的新仲学院。
  • 以新仲在上海的代表处为基点,新仲和中国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企业法务协会、律师协会和行业协会保持密切合作,通过在中国各地开展培训项目和研讨会推动国际仲裁在中国的发展。

新仲的全体同仁兼具语言地道流畅、文化相近相通的双重优势。新仲的董事会、仲裁院和仲裁员囊括了杰出的中国仲裁专家和顶尖的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新加坡执业律师。新仲秘书局也配备有中国法律顾问和汉语流利的新加坡法律顾问。

通过多项合作和倡议举措,新仲将不断提升和革新自身的服务水平,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占据优势地位,为中国公司、企业和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一带一路”项目中的商事需求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