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条款效力裁判:法院自由裁量的边界

作者: 林陈瑶, 胡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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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作为国际商事纠纷中常见的争议解决方式因其广泛而有效的国际执行机制而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接受或选择。在国内,与这一趋势相适应的是中国司法实践对国际商事仲裁越来越开放和支持的态度。

最高院在“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BP 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判定选择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管辖地为上海的仲裁协议有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西门子诉上海黄金置地公司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案”中,突破了涉外因素认定上的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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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司法上的开放和支持并不意味着法院在裁定仲裁条款效力时可以滥用自由裁量权以突破法律的明文规定和上级法院的判例。滥用自由裁量权将破坏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和正当性。在近日的一起案件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可仅约定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有效,这就是一次对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瑞福船舶管理有限公司2015年9月1日向广州海事法院诉称,瑞福公司与山东振宏能源有限公司签订的《订租确认书》约定由瑞福公司提供船舶“瑞福发”轮承运振宏公司的65000吨煤炭,并向振宏公司收取运费。“瑞福发”轮依约到达装货港后,振宏公司未能提供货物,导致瑞福公司遭受损失。

广州海事法院经审查认为,瑞福公司与振宏公司之间的纠纷为租船合同纠纷,双方在《订租确认书》第23条明确约定,纠纷应在中国福建厦门仲裁,适用英国法。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的,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广州海事法院因此裁定对瑞福公司的起诉不予受理。瑞福公司因不服广州海事法院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确认《订租确认书》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双方未明确约定合同仲裁条款效力审查适用的准据法时,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即中国法律)来判断仲裁条款的效力。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由于福建省厦门市只有一个仲裁机构厦门仲裁委员会,因此厦门仲裁委员会应视为双方约定的仲裁机构。

自由裁量的边界

然而,中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否则仲裁协议无效。换言之,仅在仲裁条款中约定地点,而未选定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无效。为使仲裁司法审查裁判规则更加明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和批复的形式对仲裁条款中约定的地点做了进一步的细分。

对于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约定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前文提到的《解释》规定,双方在条款中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且当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仲裁条款有效。而对于当事人双方仅约定仲裁地点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唐山市博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盛美证券私人有限公司与青岛新永安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明确指出,仅约定仲裁地点,但未约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仲裁条款无效。

由此可见,在判断仲裁条款效力时,最高人民法院有意识的区分了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所在地。

本案中,瑞福公司与振宏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仅约定纠纷的仲裁地点为中国福建厦门,并未约定将争议交由福建厦门的仲裁机构仲裁。换言之,本案双方当事人约定的是仲裁地点而非仲裁机构所在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当事人双方约定的仲裁地点曲解为仲裁机构所在地,在判断仲裁条款效力时混淆了仲裁机构所在地和仲裁地点,不仅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和判例相悖,更逾越了司法解释的明文规定。

在中国仲裁相关法律法规相对简略和滞后的情况下,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对仲裁司法实践的进步十分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没有边界的。在尽量使仲裁条款有效的原则指导下,法院仍应从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出发,结合上级法院的在先判例,对法律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避免对法律做出过度解释,从而破坏法律决定的可预测性和正当性。

作者:胡光律师事务所律师林陈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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