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和仲裁机构都在努力推动境内仲裁的国际化。那么,应该如何定义中国仲裁的“国际化”呢?作者:罗为腾

为一种世界通行的私人争议解决方式,仲裁在国际范围内的多个领域都得到广泛应用,并因其快捷、保密、终局等特点而备受推崇。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日渐崛起,国内不少心怀抱负的仲裁机构竞相争作中国仲裁事业国际化发展的开路先锋,引发业界对于中国仲裁国际化图景的无限遐想。

2019年7月15日,第七届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仲)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及附录收费标准的修改内容, 并于2019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董纯钢认为,北仲新规的出台,在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金额、多份合同合并申请仲裁、紧急仲裁员程序、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仲裁收费制度等方面均作出了敢为人先的修改,其中最大亮点是对现行收费制度作出了接轨国际仲裁实践的突破性改革。

金杜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张守志介绍说,新规将境内仲裁机构一直沿用的“案件受理费+案件处理费”模式变更为国际通行的“仲裁员报酬+机构费用”模式,并允许当事人约定按照小时费率计算仲裁员报酬,实质性地推进了境内仲裁制度的国际化。

在此之前,国内仲裁机构已有敢为人先的类似举措出台。中伦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曹丽军指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在2015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附件二下的仲裁费用表(三)(适用于贸仲香港仲裁中心案件)中,已经采取了区分机构费用和仲裁员报酬的做法。

除此之外,北仲新规也不再区分国际仲裁和国内仲裁案件的收费标准。“这不仅是仲裁费用制度与国际仲裁实践的统一,更体现了北仲逐步取消‘内外区别对待’机制的鲜明态度,”天元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周研表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收费制度和财务制度的改革通常是其他改革的前提和基础,” 竞天公诚的董纯钢说。“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可能产生职业仲裁员队伍,国际仲裁员也可能更多地来中国从事仲裁工作。伴随中国仲裁法的修改,以及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开展业务,中国仲裁可能会获得实质性的提升和跨越,更多地与国际仲裁实践融合。这可能会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君合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陈鲁明指出,北仲新规的制定以及其后的实践也将会为国内其他仲裁机构提供示范和借鉴。“如果该新规能够被广大用户认可、接受和选择,将会产生良性竞争,”他说,“其他仲裁机构,为了不丧失竞争优势,也会效仿北仲,甚至在北仲的规则上进一步改良。这是仲裁业界喜闻乐见的规则演进程式。”

“从几年前引入紧急仲裁员制度到现在的仲裁收费制度,都彰显了中国仲裁机构,在相对落后的仲裁法规制下,仍然不遗余力地‘戴着镣铐跳舞’,寻求在法律允许的空间内最大程度上演进自己的规则,为仲裁程序当事人提供最好的服务,”陈鲁明说。

通力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牟笛表示:“北仲新规厘清了仲裁庭与仲裁机构、仲裁庭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安排有利于各方明确分工, 各司其职。”

快速增长

在各种国际及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商事仲裁已然成为解决日渐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和跨境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之一。“跨境争议解决总是伴随着案件类型和经济周期,在某一时空阶段有着突出的表现,”天同律师事务所跨境争议解决和国际仲裁业务合伙人顾嘉表示。

顾律师强调,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从低中端贸易制造大国向高精尖智造强国转型升级的既定国策,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内公司在全球市场上与欧美跨国公司正面角力,为国际市场份额而展开竞争。围绕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领域的跨境商事纠纷将纷至沓来,硝烟弥漫的5G之争正是当下这一矛盾冲突的真实写照。

互联网也是纠纷多发之地。“随着国内移动互联网流量红利呈触顶之势,以电子支付和娱乐直播为代表的新型互联网服务公司时下正掀起一番出海大潮,”顾嘉表示,“在境外市场收割一片发展新天地的同时,企业间的竞争亦势所难免,而这将可能引发大量商事争议。”

张守志认为,与互联网产业相关的纠纷解决是吸引眼球的新领域。“互联网的发展带来商业模式的变革,亦使得与互联网产业相关的纠纷产生新的特点,”张守志说,“以互联网金融为例,其不同于传统金融的网络化、大众化的特点,令互联网金融纠纷对争议解决的低成本、高效性、便捷性的需求更加强烈,仲裁有可能发展为互联网金融纠纷的首选争议解决方式。

“同时,新兴的网络仲裁在批量解决纠纷、规范化整合证据等方面的优势或能一定程度上满足互联网金融纠纷争议解决的需求,但其与现行仲裁法律制度的衔接、执行成本的控制问题等还有待进一步探究。未来互联网金融纠纷仲裁及网络仲裁的发展值得关注,” 张守志说。

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管委会风控负责人顾卓巍介绍道:“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建安施工及房地产行业属于国际商事仲裁案件类型中增长比较快的行业之一,值得密切关注。”

顾卓巍介绍说,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建安施工及房地产纠纷案件,由工程所在地或房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专属管辖,这就限制了当事人自由选择争议解决地的权利。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协议中明确约定由仲裁机构进行管辖,就可以突破案件专属管辖的限制;并且,双方当事人还可以自由选择该行业内具备较高专业知识的人士作为仲裁员,使案件得以更高效便捷的解决。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或当事人选择使用仲裁方式来进行案件的争议解决。

大成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高级合伙人张峥介绍道,“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风云变幻,过去一年整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政府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的监管与秩序整顿,使得近几年比较火热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信托’等投融资领域风险频发,由此产生的‘对赌协议’、‘回购股权’、‘业绩补差’等纠纷日益增多。仲裁对于这一领域的纠纷解决思路同样值得关注并进一步研究。”

张守志指出,根据去年的“瀚霖案”、今年的“华工案”以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文,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的有效性原则上得到了最高院的肯定,这无疑将对未来“对赌”纠纷的争议解决产生重要影响。

张峥认为,投资人与原始股东之间签署的对赌协议基本都被认定是有效的,但是目标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以及投资人既主张‘回购股权’又主张‘业绩补差’时能否两个请求都获支持,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未来能否有新的突破,商事仲裁在解决此类投资纠纷时能否有更加先进的理念,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他说。

金杜所的张守志认为,“可以预见的是,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争议,包括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投资争议将逐步增多,与投资争议仲裁相关的程序、实体及仲裁裁决执行等问题将是未来争议解决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

中伦所的曹丽军指出,近年来,中国投资者积极运用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投资纠纷,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政府也积极应对外国投资者提起的投资仲裁案件。目前,中国投资者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作为申请人提起的案件以及中国政府在ICSID作为被申请人的案件各有数起。

“近期,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正考虑对投资者-国家间争议解决制度进行改革,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其中,并提交了《中国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改革的建议文件》,”曹律师说。“新的投资者-国家间争议解决机制的出台是否会取代原先的《华盛顿公约》、是否会设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上诉机构、是否会有新的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条约落地,都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仲裁地选择

在涉及亚洲的国际仲裁中,当事人经常询问的问题之一是:仲裁地约定在香港和约定在新加坡有何不同?过去,坊间虽有各种比较,但未见两者间有非常重大的实质差异。然而随着今年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律政司签署了《内地与香港特区今日签署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上述局面将大大改变。

君合所的陈鲁明介绍说:“从技术层面上来讲,该安排为中国大陆和香港之间架设了相互申请和执行仲裁保全措施的渠道,既允许香港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向内地法院申请保全,也允许内地仲裁程序当事人向香港法院申请强制令和其他临时措施,使两地的当事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实现司法救济。”

从格局层面上来讲,陈鲁明指出,该安排为香港打造其国际仲裁中心地位增添了巨大的优势,是中国大陆首次与其他法域签订关于仲裁程序中保全措施的协议。“换言之,世界范围内,只有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司法是联通的状态,有渠道能够实现跨法域的仲裁保全,”他说,“香港这一比较优势会使亚洲另一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相形见绌。若新加坡未来无法与中国大陆设立同样的渠道,则可能会因此流失一部分国际仲裁的案源,”陈鲁明强调。

同时,陈鲁明认为,中国最近签署的两个国际条约——即《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和《新加坡调解公约》——若未来能够像《纽约公约》一样获得世界较多经济体的批准加入,那么“国际争议解决将从原来的依靠‘仲裁’单引擎驱动的方式逐步切换成‘仲裁’‘诉讼’和‘调解’三驾马车联动的运行模式。”

“这样的格局虽然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国际仲裁流失一些案件量,但长远来看,无疑有利于国际争议解决。三者的结合让国际争议解决更具备灵活性,使得当事人可以在权衡三者的利弊后按照其争议特性和需求选择合适的争议解决方式,”他解释道。

随着中国仲裁的国际化征程成为新时代的题中之义,事实上,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和国际商会(ICC)仲裁院为代表的国际主流仲裁机构已于2015年进驻中国市场。近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开展仲裁业务,进一步吹响了开放竞争的号角。

北仲发布新规将仲裁收费体系同国际接轨正是应势之举。北仲之外,贸仲也在积极推动国际化,相继设立了香港仲裁中心、北美仲裁中心和欧洲仲裁中心。贸仲于2017年9月发布了《国际投资争端仲裁规则(试行)》,填补了中国投资仲裁规则领域的空白。“在贸仲的实务中,[贸仲]也有大量的案件以英文进行和由外籍仲裁员参加,仲裁程序也是国际化的做法,”中伦所的曹丽军表示。

据贸仲资料显示,贸仲最新的《仲裁员名册》包含仲裁员1438人,其中外籍仲裁员408人,分别来自6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商事仲裁理事会(ICCA)成员。

君合所的陈鲁明认为:“‘中国仲裁国际化’是让以中国为仲裁地的仲裁程序更多、更积极地借鉴和参考国际上卓见成效的行业标准,以此弥合中国仲裁目前存在的短板,进而提升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具体而言,中国仲裁国际化有三个面向:仲裁法的国际化、仲裁规则的国际化和仲裁人才的国际化。

陈鲁明强调,仲裁法是仲裁在一国的运作之基,仲裁规则和仲裁人才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演进和突破,直接取决于仲裁法的规定。“只有先为仲裁法‘松绑’,才能解开目前仲裁实践的一些桎梏,使中国仲裁跟上国际步伐,”他说。

曹丽军对此深以为然:“我国现行《仲裁法》颁布于1994年,并未以《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为蓝本,对于一些仲裁相关重要概念如‘裁决籍属’、‘仲裁地’等也没有明确定义。”

天元所的周研指出,去年九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修订列入二类立法规划,这是一个良好的发展方向。

天同所的顾律师表示:“目前国内仲裁界的共识是,现行仲裁法需要的并非小修小改,而是大刀阔斧的结构性重述和技术性调整。我个人推崇用‘双轨制’的方法推动这场改革。”

顾律师解释道,“双轨制”的设计意在顾及国内数百家暂不具备处置大量涉外案件能力的仲裁机构,允许它们留在现有的仲裁体系内,不做过快的调整。他相信这是一个历史承接过程,最终目标是对仲裁法进行全方位的升级和改造,使中国作为一个仲裁地,其法律辖区内任一城市都适用于一套固定的、与国际标准相接轨的仲裁法律。

顾律师指出,随着中国企业在各类海外投资和贸易中的话语权不断提升,跨境争议解决的需求显著增加,过去以海外为主场的国际仲裁舞台部分迁移到国内,由此产生的井喷式的商业仲裁实践,使中国的仲裁法律在国内环境中不断得以打造升级,并可能最终与国际仲裁接轨。

“法律的频繁使用,使得经济生活中细枝末节的议题都能被触及到,促进了法律自然的代谢、迭代和升级,”顾嘉解释道,“当中国法愈发趋于稳定、成熟和可预测,中国法在海外就有可能被当事人选作共同的合同适用法,这对于中国当事人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同时,顾嘉相信,允许国际仲裁机构在国内有条件地推广业务,也将大大提高中文作为仲裁语言的使用频率。“在此环境下演练获得的海量司法实践,可以进一步反哺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争议解决,力争让中国法和中文作为适用法和仲裁语言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广泛的普及和推广,提高中国争议解决法律工作者的国际影响力,”他说,“我觉得这样的顶层设计是极其富有远见的。”

陈鲁明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仲裁的国际化不应是一场囫囵吞枣的运动,而应是一个循序渐进、扬长避短的过程。简而言之,不应当只推进中国仲裁的‘国际化’,也要做国际仲裁的‘中国化’。”

陈律师表示,中国的仲裁实践中有许多基于本土文化而产生的独特的裁判理念和裁判方式,比如在中国实行已久的“仲裁与调解相结合”规则。“这些理念和特色,不应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不加甄别就抛弃,而应做某种程度的改善,使其以一种更能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形式跃上国际舞台,”他说,“我们期待中国在仲裁国际化的过程中,也能为国际仲裁贡献一些中国良方。”

顾嘉对此表示认同:“中国仲裁是依据中国大陆法系的思维,根植于我国社会经济模式的土壤发展而来,其本身的框架并不天然比其他国家发展出来的争议解决类型落后。”

顾嘉认为,在现今英美法系占主导地位的国际仲裁舞台上,中国仲裁实务界应该当仁不让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一方面,我国应逐渐把一些既往基于大陆法系的民商事诉讼程序中较好的程序特征予以保留,并通过实践向国际仲裁推广,担负起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宣传大陆法国际仲裁程序特色的时代重任。“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儒家文明传承千年的国家,其以和为贵、重视调解的文化传统理应在国际仲裁领域获得延续,”他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