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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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郑维明当选贝克·麦坚时律师事务所的新任全球主席。他是担任该事务所主席的第一位亚洲人,此前曾任该所香港办事处管理合伙人,并负责管理整个亚太区八个市场的业务。他的四年任期从10月开始。在本篇访谈中,他对《商法》介绍了他对律所的想法和计划。

《商法》:作为全球主席,您为贝克·麦坚时带来何种愿景或战略?明年您为律所厘定了哪些首要任务?

郑维明:我们的愿景和宗旨依然不变,仍是帮助客户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探寻简明的解决方案,并与我们的客户和员工携手努力,服务于全球市场。

我的首要任务是加强和调整我们的全球客户计划,也即我们的核心客户计划。我们将确保进行适当的整合,并向律所内部以及外部资源市场清晰发出自己的声音,说明在今天及未来成为一名贝克·麦坚时律师将意味着什么,而不仅仅是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律师。

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利润增长,但从三年半前我们启动战略时起,我们就对增长模式作出调整。

随着贸易和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除了我们重点关注的纽约、伦敦和中国市场以外,我们还将关注其他主要市场。

为此,我们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上不断创新,更要在广泛的思维模式上突破窠臼。这意味着我们愿意并且乐于适应和拥抱变化,包括改变我们的业务模型,根据客户的衍变来调整我们为其交付服务的方式。

最后,我们将锲而不舍地作出各种努力,以一支全球团队的形式紧密合作,在我们的客户计划上开展更多合作,并促进跨团队的横向协作。尽管我们认识到,财务整合和结构整合受到种种监管和其他限制,但作为一个成功经营多年的全球团队,我们需要继续推进这两者的整合。

《商法》:请您谈谈贵所中国业务的最新进展。

郑维明:中国业务发展良好。我们与奋迅律师事务所建立联营已经四年半了,即将迎来五周年。我们的中国平台已搭建数十年之久,联营只是其中一项最新发展。我们还将再接再厉,继续扩大增长。总体而言,各项业务都进展顺利。

我们一路走来也吸取了诸多教训。熟悉中国法律市场的人都知道,我们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以及结构性约束。

我们很高兴能与奋迅及其管理合伙人王英哲合作,他的团队和我们拥有相同的愿景。他们已经对其系统进行了大幅调整,其发展情况令人欣喜:不但原有团队招募新人实现了有机发展,而且成功从君合和中伦等律所及跨国公司引入了大量人才。

在我们进行联营之前,许多有才华的人为了加入贝克必须放弃中国本土律师执照,而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律师执照,并将其挂在奋迅名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合并后的奋迅·贝克麦坚时旗帜下工作,因此一切进展顺利。

现在,我们在中国开展全方位的服务业务,涵盖交易咨询和争端解决工作。财务状况非常令人振奋。我们现在正跨入平台发展的下一阶段,因为中国政府当前非常希望开放华南地区,特别是大湾区,以吸引更大规模的商业投资和活动,我们真诚希望参与其中。

此外,我们也确保聘用的团队成员了解中国投资在海外目标市场上的投资状况,因此无论是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还是在欧洲或东欧等地,我们都会继续尝试招聘。我所说的“团队”成员不仅指的是律师,还包括业务开发人员和客户关系支持人员。

《商法》:监督如此众多的市场对您提出了哪些要求?

郑维明:也许您可以说,由于我多年来领导我们的大部分亚洲业务,包括香港、新加坡和上海等核心市场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新兴市场的业务,所以我可以发表一位内部人士的见解。那么,也许我对此事有新的看法。

我坚信贝克·麦坚时是真正领先的全球律所。一家律所的成功最终取决于其领导和合伙人的素质。我们的贝克大家庭在全球拥有700多位股权合伙人。

他们来自数十个不同的国家,甚至以多种工作语言在世界各地推动业务发展。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能够在两个、三个或四个明显的传统市场中发现机会,而且还能以全球视野来捕捉机会。

这也为我们如何应用客户计划带来了启迪,因为我们不仅在传统市场、总部市场上发展现有关系,同时还在建立联通未来全球客户的渠道。

随着亚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以及非洲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我们是谁和我们能做什么的优势也逐渐体现出来。我们与来自伊斯坦布尔、悉尼、东京、纽约、芝加哥、伦敦、约翰内斯堡等地的同事进行集体讨论,以决定我们的全球政策。他们是我们领导力的一部分,但我们的文化才是其卓尔不群的根本所在。

虽然我是担任全球主席的第一个亚洲人,但我们律所的这一传承源远流长。我来自新加坡和香港,我的前任是哥伦比亚人,他的前任是第一位担任我们全球主席的英国人,再前一任主席是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巴西人,再前一任主席来自芝加哥,再前一任是第一位担任主席的法国人,同时她还是我们所首位女性全球主席。

《商法》:在亚洲,我们看到许多公司正在扩大内部法务团队,并对其进行大量投资。您是否认为他们将减少对外部律所的依赖?如果是的话,对贵所的业务将有何影响呢?

郑维明: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了。当我1993年从英国首次来香港时,通常一个内部团队可能有不超过10名内部律师。目前,我最大的客户之一在全球拥有400名法务,这还只是一家客户,仅在香港就约有150到200家这样的客户。

这些“内部律师”中的许多人也曾在律师事务所执业。我认为这的确给外部律师带来证明自己能够增加价值的压力,也给我们确保继续占据价值金字塔的适当位置带来压力。

过去的27年,我一直待在香港,也对香港最为了解。我们和公司内部法务的工作性质不同。即使客户拥有内部法务团队,若我们的规模或者我们对当地的了解可以帮助他们,他们也仍然会向我们寻求帮助。在跨境并购交易中,若涉及到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领域,或者不够了解的国家,例如,若他们的团队需要尽职调查支持、缺乏足够的人员来开展公司尽职调查、房地产尽职调查、税务尽职调查、甚至监管审批和反垄断审批,他们仍然需要我们的帮助。

《商法》:您是否认为我们正迈向去全球化的时代?

郑维明:绝非如此。事实上,我最近参加了伦敦的一个讨论会,我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语: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仅仅因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同时也是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量下降或贸易方式差异,贸易并不会就此停滞。贸易会继续流动;即使不在中美之间流动,也会向其他地区流动,而贝克·麦坚时的业务涵盖了这些地区。因此,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将通过转移重心,关注供应链的变化,始终站在风口上。

这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中国贸易将流向东南亚,更多的北美贸易可能会流向东南亚或拉丁美洲,或者更多的来自中国的贸易将流向东欧。但无论是在东南亚、拉丁美洲还是东欧,我们都拥有雄厚实力。因此,如果我们关注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去向,我想我们实际上比许多其他国际律所更能适应这种“气候”。

《商法》:贸易战将对贵所的美国和中国业务产生怎样的影响?

郑维明:我之前已经谈到了部分影响。本所服务中国客户的合伙人可能会转向服务在非传统地区投资的客户。我们的许多客户并没有放弃长期投资。这样的周期并不新鲜,客户不会因此而永久性改变其全球战略。他们可能会比较谨慎地选择在其他地方投资,但通常会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我们双方的契合之处,因为我们始终目光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