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重要目标，全新的保护机制已经成形。作者：李俊辰
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可以说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石。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也成为了中央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国家已经做出了一些重量级的举措，新的保护机制已经在中国境内形成。
于2018年3月13日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出了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整合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职责、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商标管理职责、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原产地地理标志管理职责。
“在重组之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一管理了专利、商标和原产地地理标志，会更好地统一执法的尺度，”中伦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程芳表示。“其次，商标和专利涉及大量行政审批程序，原来是由两个不同部门来管理，在管理的手段和有效性上，肯定会有差异。如果统一到一个部门，就可以使整个行政管理效率大大提高。”
新组建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将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亦为本次机构改革中新组建的部门）。程芳认为，这样的安排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假冒注册商标、假冒专利等，将来都会放在统一的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环境下监管，这不仅有助于避免多重执法，也有助于执法标准的统一”。
2018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的知识产权司法改革方向包括完善诉讼制度、加强法院体系建设、加强审判人才选拔及培养等内容。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商标事务所常驻北京的业务发展处副处长郭小军表示，《意见》是对知识产权司法改革工作做出的全面计划和部署，对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张辉表示：“在中央层面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如此具体明确的意见，实属中国知识产权界的幸事，对重拾、增强外商在华投资的信心，激励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在完善诉讼制度方面，《意见》特别强调了要着力破解知识产权侵权诉讼“赔偿低”的问题，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降低维权成本。对于具有重复侵权、恶意侵权以及其他严重侵权情节的，依法加大赔偿力度，提高赔偿数额。
新版《反不正当竞争法》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曾担任过法官的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驻北京顾问刘梦玲表示：“新法增设和细化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了大量的新经济领域和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有利于在互联网大环境下保护企业的知识产权。”此外，新版《反不正当竞争法》实行将公共利益、经营者合法利益以及消费者合法权益三者合一的保护理念，在保护范围上更加广泛。
新版《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加强了行政执法和民事赔偿力度。“新法加强了行政强制措施、扩展了行政处罚的范围、增加了处罚力度，”刘梦玲说。
“同时在民事责任上完善了赔偿责任制度，对于部分行为增加了法定赔偿，从而使得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的有机衔接更加顺畅。”
正面反馈
知识产权权利人也积极评价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发展状况。例如，盛大游戏的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和难点主要在著作权和商标层面。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谢斐表示，早在2013年，国务院就修改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法规，共同点都是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表明了中国对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决心。
“2017年备受瞩目的立法事件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把域名、字号、网站名称都纳入到了保护的范围，并且细化了混淆行为的认定，充分体现了立法对于经济发展的适应和调整，”谢斐说。
资生堂集团中国区法务总监唐肖虹也十分关注新版《反不正当竞争法》。他留意到，新法明确禁止商业混淆行为。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等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以及擅自使用他人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名称、域名主体部分、网站名称、网页等行为，新法都作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明令禁止。“这些规定对我们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司的知识产权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有利于打击傍名牌这种恶意侵权行为的泛滥，倡导公平竞争的社会风气，”他说。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田帅注意到，中国在专利规定的修订方面进展速度十分快。“相关部门平均大概每八年就会对专利法进行修订，每一次修订都会使法规取得很大的改善，”他说。
“不断的修订推动中国的专利保护体系一直快速地进步，并且在多个行业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例如信息及通讯技术、制药、软件开放等行业。除了纳入我们在日常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经验，中国专利保护体系还采纳或吸收了欧盟和美国专利法中许多好的观点或规定。”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知识产权总监崔可表示，中国政府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断增加。“在过去的几年中，整个中国的知识产权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在重视保护方面，”他说。他认为有两点措施效果显著：一是在专利侵权案件审理中，推广技术调查官制度；二是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
到目前为止，中国总共设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以及15个知识产权法庭（分别位于郑州、天津、长沙、西安、杭州、宁波、济南、青岛、福州、合肥、深圳、南京、苏州、武汉和成都）。这些法院和法庭构成了中国知识产权“15+3”的全新大保护格局。“这些知识产权法院和法庭都有一定程度上跨区域的管辖权，”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律师杨祖民表示。“其设立对于有效降低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意义重大，而且为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谢斐表示，北上广三家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实现了审判机构、审判人员和审判工作的专业化。“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的，像美国都只有一家国家层面的知识产权法院，”她说。
杜邦公司亚太区知识产权负责人俞克非也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是中国大陆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有利于改进司法程序，提高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的审判一致性，”他说。
恩智浦半导体在上海的知识产权专员王新春表示，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和发展，案件的审理将变得越来越专业。“站在案件当事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省下不少精力，不必再花费大量用于沟通的时间成本，甚至是向法官解释知识产权的相关法规，”他说。
常见误解
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刘建强表示，仍有一些企业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不够, 法律制度不够健全, 一些企业因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顾虑甚至放弃了中国市场。
不过刘建强表示，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在不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据统计，过去五年，仅专利行政执法案件总量就达到了19万件，年均增长40%。
同时，知识产权诉讼制度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中国就已经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法院在解决‘赔偿低’、‘周期长’、‘举证难’的问题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 刘建强说。他留意到，判侵权人高额赔偿的案件逐渐增多，其中专利案件的最高赔偿数额达到了人民币8000万，一些商标案件的赔偿数额达到了1000万，著作权案件的最高赔偿数额达到了上百万。
“正是由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信心，专利和商标申请量逐年上升，”他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的全球专利、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申请量再创新高。其中，由中国受理的专利申请量名列世界第一，而商标申请量已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位。”
中伦所的程芳表示，经常有来自美国的客户认为中国对于商标恶意抢注的限制不足。她认为，发生这种误解的原因在于中美商标注册的原则不同，中国是以严格注册制为主要原则，而美国商标注册以实际使用为主要原则。
“虽然商标注册原则不同，但是中国在对恶意抢注方面，也是有相对应的措施，”程芳说。“其一，在中国如果商标有连续三年不使用的情形，任何人都可向商标局提出撤销注册商标的申请，注册商标所有权人负有使用商标的举证责任。
“其二，《商标法》规定了，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其三，对于已经恶意抢注的注册商标，自商标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宣告该注册无效。驰名商标所有人不受五年的时间限制。”
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的郭小军表示，有些外国企业认为，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方面，他们在中国可能得不到公正对待。“但是我们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说。“我们代理国外客户在中国行使权利，大部分都取得了案件的胜利。”
刘建强说，统计数据显示，国外企业在中国境内知识产权案件的胜诉率高达八成多。“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也感受到代理国外客户的知识产权案件胜诉率还是很高的。”
由于在中国市场专利申请数量巨大并且大部分只有中文信息，一些境外企业担心在中国境内推出产品或者服务容易造成对市场上已存在专利的侵权。但实际上，郭小军表示，如果客户委托有经验的专利代理人来进行检索和分析，一样可以有效地避免侵权。
不断完善
虽然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仍然需要不断地与时俱进，不断地完善保护机制。
盛大游戏的谢斐表示，中国的游戏产业仍属于高速发展阶段的朝阳文化产业，从立法角度看，首先是要保护这个市场的繁荣和创新。
“但是层出不穷的抄袭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文化产业创作者的积极性，已经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她说。
“游戏是一种新兴的知识产权，近几年学术界、司法界对于游戏知识产权的法律界定、保护范围一直在探讨。”
谢斐表示，她的公司一直积极向相关主管部门汇报目前所碰到的侵权情况及维权难点。“希望能在司法上针对游戏这一特殊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尤其是在侵权作品的实质性相似比对标准、侵权产品的诉讼禁令措施的使用、侵权者的赔偿额等方面，在法律法规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希望能获得实质性的突破，”她说。
中伦所的程芳留意到，中国逐年增长的电子商务市场上，专利侵权、假冒行为仍然时有出现。她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知识产权各相关执法部门横向配合机制不健全，专业人员配备不足。“因此，相关执法部门，需要统筹协调，制定完整的配合机制，并且逐步储备更多的专业执法人员，进一步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她说。
杜邦公司的俞克非表示，他们在中国市场进行知识产权管理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如何落实商业秘密保护，从而确保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没有足够的保护，就很难让公司全球总部为这里的科学家提供研发机会，”他说。
金诚同达所的刘建强表示，虽然中国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专利、商标和版权保护体系，但是企业对商业秘密的保护难度仍然不小，这类案件对证据要求较高。他表示商业秘密同样也是企业的重要资产，因此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做适当调整，加强在这方面的保护力度。
恩智浦的王新春表示，证据和证词对于知识产权案件十分重要。因此，他建议：“随着中国司法改革的推进，有可能也有必要制定一套专门适用于知识产权诉讼的实用的证据规则。”
刘建强建议，对侵权情况清晰的案件，为防止侵权人利用程序拖延案件审理进度，可以考虑采用更简易的程序进行审理，并对故意拖延行为引入惩罚机制。
恒宝公司的崔可希望，在立法层面上，中国对专利的技术贡献度认定方面，能够加大研究力度，近一步减少司法自由裁量权，降低司法过程中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
正见永申的刘梦玲留意到 ，近年来出现了新类型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例如，对材料、部件等进行简单替换或拼凑后提交多件专利申请；以编造实验数据或技术效果的方式提交多件专利申请；通过计算机技术随机生成产品形状、图案或色彩等，并以此提交多件专利申请。“该类非正常申请隐秘性强，危害性大，严重扰乱了专利申请秩序，同时降低了专利授权质量，”她说。
“我们建议在专利授权确权阶段，严格审查标准，加强法院与专利局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综合运用各种审查规则，对非正常申请不予授权，并对相关申请人予以相应处罚，设立‘黑名单’制度对非正常申请进行重点
防控。”
针对目前市场上依然存在的造假行为，资生堂集团的唐肖虹表示，希望立法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都能高度重视假货对新时代中国经济秩序的严重危害性，加强处罚和执法力度，“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