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写自Omnia Strategy律师事务所主席 Cherie Blair御用大律师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5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主题演讲。该会议于2016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名为“庆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50周年:基于规则之贸易的全球标准”。本文由 Cherie Blair 与 Omnia Strategy 律师 Claire Kerschensteiner 共同撰写

为联合国为国际贸易而设的核心法律机构,五十年来,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易法委员会,英文简称UNCITRAL)着眼于国际商业规则的现代化和互相协调。它对国际争端解决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国家在其《示范法》的基础上进行仲裁立法。全球各地的不少机构以示范法规则和程序为基础来规范其贸易关系及解决争端。

随着2012年贸易法委员会设立首个区域办公机构,即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中心,亚太地区中以《示范法》为基础进行仲裁立法的国家数量由15个增加至22个,增长了47 %。

贸易法委员会成立于1966年末。这是动荡的一年,全球发生了九次军事政变,四个前英国殖民地获得独立。世界格局体现为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提升了核战争的可能性,越南成为两种制度较量的战场。苏联阵营的对外贸易受到集中控制,其中不少地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

由于认识到国家法律和国家政府的行为常常会阻碍商业流通,贸易法委员会获联合国委以重任,力求减少或消除国际贸易中的各种障碍。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贸易法委员会就需要在一个分裂的世界中寻找前行的道路,让人类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可以如何运作。不过,总的形势是积极的,因为在当时各国已经逐渐认识到,不受约束的狭隘爱国主义不利于国家的良好运作及国民的发展。

尽管如此,从一个国家主权至上的世界转变到为了更好的整体利益牺牲掉国家的一些权力,这个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例如,对于贸易法委员会推出的第一个计划,即建立一套各国都接纳的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不同国家就褒贬不一。当时的苏联批评说,“只有28个国家参加了1964年的海牙会议,其中仅有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国家”,并指出相关法律草案“不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对这类国际性法律文件的要求”。

该法案草案及其他法案最终还是得到了各国接纳,无可逆转地改变了跨境交易的运作。中国于1986年批准加入《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此时正值中国大规模改革开放之际,改革开放推动了一整套规则的制定,确保了贸易的发展及有序进行。当今正是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及贸易活动推动着全球经济的增长。

与此同时,在80年代和90年代,双边投资协定(BIT)、多边投资协定(MIT)、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能源宪章条约》提出了名为“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的机制,为国外投资者提供特殊保护,使其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对抗国家的任意妄为。企业会获得这方面的保护是由于干涉主义的存在(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认识到,如果没有这种保护,相应地区的外商投资发展前景就会受挫。

贸易法委员会成立50年后的今天,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封闭的国家增加了开放度,各种制度和法律也在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在贸易法委员会之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国的增长促成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在不断发展壮大,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促成了欧盟的诞生,这些都体现了时代的精神。

时至今日,苏联已经解体,自由贸易战胜了集体主义政策和干预政策。国家征收不再是常见的做法。并且今天的世界已产生了一种共识,即一个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最好办法就是参与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的效益显而易见,它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提高了世人的生活水平,社会治安也得到改善,世界变得更加繁荣。

然而,在国家层面上,虽然国际贸易所依赖的一般原则被普遍接受,更低廉的价格和更好的购物选择也为世人所乐见,但是全球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也引起了猛烈抨击。传统工业的衰落、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劳动者间的激烈竞争共同促成了当前的“反抗全球化时代”。

“反抗全球化时代”是一种现代现象,在西方世界最为明显,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英国脱欧公投、意大利政党五星运动的领袖贝佩·格里洛(Beppe Grillo)及法国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都是典型事件或人物。民粹主义党派从边缘到主流,对传统政党的威胁不断加大,这与选民对传统政党信任度的下降有关。例如,时任英国司法大臣的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于2016年总结当下的民粹情绪时,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评论:“英国已经受够专家了。”

印度总理莫迪长期以来主张重构全球机构,以更好地体现国际平衡。他在2017年1月的演讲中概括了当前的民粹主义:“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物理边界变得越发不重要。但是各国国内的壁垒,例如对贸易和移民的反抗情绪,以及全球范围内狭隘保护主义的抬头等情况严峻。其结果会是,全球化的成果面临危险,经济增长不再容易。”

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争端使得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更加复杂。在这些争议中,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下建立的仲裁庭可能会裁定国家政府向企业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赔偿。纳税人并非企业的股东,当国家政府不得不向作为对方当事人的商业机构开出巨额支票,而不是支付医院、道路和学校的费用时,纳税人对此会感到不满,这不足为奇。

加之监管收紧的风险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很明显各国需要有能力采取措施以保护环境并推进对公民有利的政策,而不用担心受到起诉。如果政府受阻做不到这些,那么国际贸易将真正失去人民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失去其合法性。

正如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2016年12月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的讲话中提到:“自由市场和科技的结合放大了全球化对于超级明星和幸运儿的回报。现在或许是一个追捧幸运儿的时代,但是那些沮丧、惶恐不安的可怜人又该怎么办。”

“反抗全球化时代”的教训是,各国不能推卸责任给公民,而是应该帮助他们了解并应对一个被全球化改变的世界。各国必须坦率地说明全球化的负面后果,并且成功说明全球化的益处大于弊端。此外,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地帮助公民适应新的现实,包括对失业员工进行再培训。Cherie Blair QC Omnia Strategy律师事务所 主席 Chair Omnia Strategy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担起了支持全球化的责任。习主席在2017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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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写自Omnia Strategy律师事务所主席 Cherie Blair御用大律师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50周年庆祝活动上的主题演讲。该会议于2016年11月在新德里举行,名为
“庆祝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成立50周年基于规则贸易的全球标准”。本文由 Cherie Blair 与 Omnia Strategy 律师 Claire Kerschensteiner 共同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