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活跃的争议解决专业人士表示,一个大家普遍接受的仲裁机制对于一带一路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Vanessa Ip为您报道

前来说,在亚洲从事商业纠纷解决业务是一个不错的时机。虽然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但是来自中国的争议解决工作量正在快速增长。通过一带一路等战略,中国一直在加强其全球投资力度。

Reynolds Porter Chamberlain(RPC)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饶诗杰表示:“这个战略带来了相当规模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因此可能会出现更多和更大规模的争议,这意味着对于争议解决服务的需求肯定也会大幅增加。”

饶诗杰 Gary Yin Reynolds Porter Chamberlain 合伙人,香港 Partner Reynolds Porter Chamberlain Hong Kong

长盛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岑君毅表示,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数量的增多也会导致其与海外实体之间的商业和投资争议大量增多,特别是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争议。“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本地区中外当事人之间最常发生仲裁争议的行业之一,”他说。“近段时间,中国市场最常见的案件类型为商标及专利侵权案件。”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贸仲)香港仲裁中心秘书长王文英博士认为,在现在的环境下,“对于在这种涉及多种语言、商业实践和法律制度的巨大市场中出现的争议,非常需要有可行的解决方案,”她补充道,“跨境交易越多,就越需要切实可行的国际纠纷解决制度。”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陈福勇表示同意,并希望仲裁有一天会成为解决国际纠纷的“共同语言”,不过前面的道路还很漫长。

纠纷性质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合伙人钟津翰表示,我们会继续看到与中国相关的跨境纠纷数量不断增多。“这是由于中国企业近年来对外投资不断增加,以及中国部分经济领域存在不确定性所造成的。”

钟津翰 John Choong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香港 Partner 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 Hong Kong

钟津翰补充说,就与中国有关的纠纷来说,金融行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该领域在中国的受监管程度越来越严。“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年8月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他说道,“该《意见》强调了最高人民法院更加关注互联网金融、私募股权投资、委托理财和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有关领域纠纷的意向,这些一直都是国内外投资者许多活动的集中领域。”

史密夫斐尔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律师唐汉洁指出,中国政府近期发布了许多旨在改革其外商投资制度的规则,会向外国投资者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简化外国投资的政府审批程序。“因此,外国投资者正在考虑新开放行业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采矿和制造业,以及特定服务行业,”她说。“这些行业的投融资活动的增多无疑会产生更多的相关纠纷。”

唐汉洁介绍道,近期的另一个发展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要求各级检察院查处利用互联网实施的金融欺诈活动特别是传销活动的通知。

“这是中国政府对中国银行业严格监管的一部分,根除涉及证券和期货的犯罪行为,特别是对投资者失职的犯罪行为,”她说。

君合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王钊表示,中国法院去年大约受理了超过2300万起案件。他提到这些案件大多数为涉及投资纠纷的商业案件。其他常见的纠纷涉及证券、金融和银行、保险和破产。他补充道:“去年贸仲受理了2181起案件。大部分案件为一般货物买卖纠纷,其次是机电设备案件,再次为服务合同纠纷。去年的仲裁案件数量增加迅猛。去年,中国所有的仲裁机构共受理了20万起案件,增长比例为52%。”

王钊 George Wang 君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上海 Partner JunHe Shanghai

RPC 律师事务所的饶诗杰认为,该地区股东积极性的增加会导致股东纠纷增多,其中包括大型中国公司投资于香港股票市场的有关诉讼。“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发布并于2017年9月1日实施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就许多法律问题作出了规定,其中对股东知情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权、要求利润分配的股东权利等有关问题会产生影响,”他说道。

“随着股东权利意识和寻求保护需求的提高,我们的市场可能会继续看到更多涉及上市公司的股东纠纷、衍生诉讼和不公平损害赔偿。由于外汇管制的加强可能会导致违约诉讼,我们预计有关投资协议的纠纷数量会
增加。”

一带一路

争议解决专业人士和律师都认为,旨在联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一带一路战略将会对商事仲裁产生巨大影响。“一带一路倡议会推动中国有关亚洲甚至全世界商事仲裁以及投资条约仲裁的发展,”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顾问、前贸仲上海分会秘书长高菲说。

“因为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去了大量的投资以及基础建设项目,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争议,”高菲说。“这些国际商事或投资争议,至少有一部分要通过仲裁解决,不管是在中国的仲裁机构解决还是在投资所在国或基础建设所在国的仲裁机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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