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间人

香港特区政府的芸芸官职中，律政司司长可说是最具挑战的岗位。袁国强在接受全伟忠(John Church)访问时，畅谈他的工作和愿景，以及如何在两套截然不同的法律体制之间搭起桥梁

身为律政司之首，司长辖下员工超过一千人，分别负责检控、民事法、法律政策和法例草拟等工作。

律政司司长是执法部门人员之首，是香港政府主要官员，肩负维护法治的重任。

律政司司长是当局的首要法律顾问，在当前香港政局日趋两极化的形势下，任重如山。借用一位哲学家所言，担子之重，就是阿特拉斯也避之不及。

然而，袁国强资深大律师毅然接掌此职。他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三位律政司司长，前两任司长分别为黄仁龙和梁爱诗：前者在任时行事低调，后者在任时颇有声势夺人的姿态。

袁国强出身劳工阶层，在香港最顶尖的大学受教育，身上散发着成功人士的特质。他于1987年在香港获得大律师资格，其后更成为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

这位律师中的律师，具有明显的法律正义感。他沉着冷静，在金属框眼镜背后，深藏睿智。

我们不应低估袁国强，也不应过分简化他为香港与中国内地法律体制的互动和建立必要沟通渠道所担任的角色。

《商法》在律政司司长上任一年多之际与他会面，畅论香港与内地有关商业事务的主要法律进展、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仍然存在的差异，以及他在工作上的首要目标。

他上任的第一个年头可以说是受尽烈火洗礼，先有居港权问题，继而是广泛占据香港与世界各地报章头条、轰动一时的引渡美国事件。我们请袁司长分享至今令他最感棘手的挑战。

他回答说：“我不会说哪一件事最为棘手，因为每一个问题或每一宗案件都需要解决不同的事情。例如，内地儿童案[居港权]、涉及海外女佣的终审法院案[终审法院居港权案]、最近一宗涉及[美国政治难民及泄露国家机密的爱德华] 斯诺登的案件。这些案件全部都不易处理。”

袁国强继续说：“正如我跟朋友说，这是私人执业大律师和律政司司长岗位的一个主要分别。以往我还是执业大律师的时候，我只需要提供法律意见。现在，我有时候需要作决定，有时候要在其他同事作决定以前给他们意见，当中法律考虑因素固然重要，但我也会兼顾相关的因素，例如政策问题或其他事宜。对我来说，学习曲线非常陡峭，必须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新知识。”

也许最能呈现律政司司长充满斗志的特质，就是正如他所指出，他最初被司长岗位吸引的原因，是让他可以跳出自己的舒适区，而这点现在也推动他不断向前。他说：“私人执业时，我没有想过自己会有机会接触现在所接触的事物，又或学习一些现在有机会学习的事情。那是吸引之处，而且至今不改，虽然刚满一年[的任期]只是很短的时间。”

一年确实是短时间，加上他刚刚提到的各件大事，蜜月期更显短促；但还有更多事情需要他关注。在《商法》月刊文章中，中港两地的企业法律顾问和律师表示关注香港和中央政府需要更紧密合作，以应付和解决管辖权与执法的问题。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香港政府部门难以从内地取得证据用于民事（或刑事）诉讼，不论是文件证据或是证人证供；两个司法管辖区并未有移交逃犯的协议；由香港法院向中国内地发出传票没有可预期的送达程序，反之亦然；还有中国和香港两地之间在承认与执行裁决方面困难重重。

袁国强表示，他清楚知道法律界专业人士和社会各界希望内地和香港制度在司法管辖权和执法问题上更紧密合作，但他会从“阔一点的角度”处理有关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所指的大中华区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中国内地。有趣的是，这四个司法管辖区在法律方面都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但在经济方面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这种关系在未来会更加紧密。”

“从法律角度而言，经济紧密融合，加上大量经济活动，必定会引起各种法律问题。那时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四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差异？”

“单看香港和内地，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层面，两地之间迄今的司法互助形式不多。”

“在民事方面，我们可以相互送达司法文书；如果按照特别安排指定法院，我们可以相互执行民事判决；也有仲裁方面的司法互助。但有人会问，以现时香港和中国之间的经贸活动范围和程度来说，这些安排足够吗？当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