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所首次在《商法》一份关于律师费用的报告中揭示了其小时费率,Vandana Chatlani 为您报道

所有中国律所都可以提供其费率供我们出版,对此我们并不会有任何条件或收费要求。本报道中所有被引用的费率由参与律所提供,本出版社不会对其作出审核。

在中国需要为法律咨询支付多少费用?当然,这取决于您聘用的律师以及您寻求的建议类型。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应对中国复杂和迅速变化的法律制度,需要勤奋、才智、创造力,也需要对中国法律有深刻的理解并知道各地方政府、法院和企业可能对这些法律有不同的解读。

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曾说,如果国际律师不能在律师费方面提供更多的弹性,那么他们将很难争取到业务,特别是从国有企业那里获得业务。这种情况与印度很类似。在两个法域,客户都非常注重节省成本,并且经常选择低价的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务顾问的眼光变得越来越敏锐,在购买法律服务时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该如何在保证价值的同时还保持低成本。他们努力地谈判,并要求采用固定费用,以严格控制法律费用支出。

中国律师事务所通过与外国律所合作而不断发展且越来越国际化,也意味着客户可以用有吸引力的费率获得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地法律意见。

降低成本和竞争

由于中国律师事务所都在争夺法律服务市场这块大蛋糕,因此他们往往不得不提出具有吸引力的报价,以尽可能地令客户满意。中非发展基金在北京的法务顾问叶秋冶表示:“没有律师事务所是不可替代的。如果你的价格很高,我肯定会找其他人。”

“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瀛泰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合伙人周波表示。“客户也更加了解他们的法律服务需求。律师事务所可能需要降低其费率以推动收入增长,提高营销效果并成功地与其对手相竞争。”

不过Shui On Development有限公司在上海的法务总监吴家琳指出,降低价格的风险是可能会导致“向我们提供的服务质量较低”。

亚马逊中国在中国的副总法律顾问安军表示,外国律师事务所可能会由于价格战感到更大的压力,因为本地律师事务所的许多合伙人过去都在海外受过培训。“他们以非常低的价格提供几乎相同质量的服务,”安军表示。“不过,在选择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性价比’不是我最优先考虑的事情。我总是想要最好的建议,价格因素是其次。用降低价格的方式争取客户对我不管用。”

强生公司原助理总法律顾问潘琪持类似观点,他强调与价格相比,价值应该是关键因素。“最低的价格可能有最差的价值,”他表示。“这也是一家好的律师事务所希望客户关注的。”不过,以有形的方式确定“价值”可能会很棘手。“在中国市场,由于大多数本地的客户没有使用律师事务所的传统和经验,对于他们来说判断律师事务所的质量和价值就更加困难了,”潘琪说。“市场需要一些时间来逐渐发展成熟。同时,律师事务所还应当对客户合理的预算管理需要更加敏锐。最高的价格也可能有最差的价值。”

费用概览

鉴于这种激烈竞争、关注成本的大背景以及法务顾问的需求,《商法》进行了第一次年度费率调查。我们基于19家规模甚为不同、律师人数由20名至4800名不等的律师事务所进行了律师费分析,既有知识产权精品律师事务所,也有提供全面服务的大型律师事务所,来自北京、广州、上海及一些其他城市。我们通过一系列图表来显示我们的调研结果,并在本页底列出了完整的费率表。

虽然这些数据能让你对市场有更深刻的了解,但这些数据不一定代表了整个法律市场。一些律师事务所出于隐私和保密理由,明确拒绝了分享其费率标准。由于参与调查的律所的规模和经验不同,我们的调查结果只是提供了中国广阔法律市场中律师费发展趋势的一个剪影。

LOWEST AND HIGHEST RATES AT PRC LAW FIRMS

今年的律师费平均小时费率为人民币2,788元(美元420元)。初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为人民币1,494元,高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为人民币2,069元。需要由合伙人级别的律师提供服务的客户预计需要平均向初级合伙人支付每小时2,605元人民币,向高级合伙人支付每小时3,172元的费用,并向管理合伙人支付每小时3,663元的费用。

调查结果反映了法律服务价格的巨大差异。比如,初级律师的费用为每小时500元至2,200元,而管理合伙人的费用为每小时2,000元至6,000元。

计时收费的力量

虽然印度、美国和英国的总法律顾问积极地避开常常被认为“过时的”计时收费模式,认为这种模式缺乏透明度并且会导致律师的工作效率低下和费用的不可预测性,但有人说中国客户正在逐渐欢迎这种模式。

“传统上,在中国的大部分法律工作都是以‘项目’为收费基础的,客户和律所在事先就特定事项的律师费达成一致,”已从强生公司退休的潘琪表示。“不过,小时费率被越来越多地使用,特别是在涉及某些特定类型的工作时。”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重清确信计时收费的做法会增多。“随着中国法律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在未来会慢慢地改变其收费做法,以反映欧洲和美国等发达法域律所收费的做法。在不久的将来,采用小时费率的比例肯定会大量增加。”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主任蒋琪也有相同的看法。“目前,计时收费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他说。“与外国律所相比,中国律所更常使用固定费用,或固定费用加计时收费的模式。中国现有的这种收费模式将延续一些时间。不过,计时收费在未来会更频繁地被使用。”

其他律师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隆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丹、卓信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陈健斌分别表示,虽然目前计时收费还不是主流做法,但它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容易接受。

“计时收费有许多明显的优势,应当成为主流的做法,但是我们不应该取消风险代理收费[contingency fee]或者定额收费方式,特别是在诉讼或以结果为重的项目中,”来自亚马逊中国的安军表示。“我更喜欢混合型的模式。”

来自中非发展基金的叶秋冶同样也更加偏好混合模式,经常会选择计时收费但有封顶费用的方式,以便其控制法律费用预算。“在诉讼或仲裁案件中,计时收费可能会比限额收费更好,”她说。“认为封顶收费和计时收费互相冲突、不可调和的想法是有失偏颇的。”

潘琪表示,在某些涉及大量法律工作的项目中,计时收费可能是最合适的方式,对于律所及其客户都是有利的。举例来说,如果客户给律师打电话讨论,律师无法预测电话会持续多长时间,或者电话之后会有多少跟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计时收费可能对双方来说都最有利。他表示,同样地,在一些紧急或者非常难以预测的项目中,计时收费是理想的做法,并且他认为这是最低的“交易成本”,律师可以立即开始工作,而不需要花费时间确定使用哪种计费方式,使其与客户的关系变得“简单而有效”。

不过,潘琪认为,希望确保客户忠诚度的律师事务所必须愿意使价格与提供的价值所匹配,根据处理的事项提供合适的计费结构。“虽然从某种角度来讲,计时收费听起来有些不合理(例如,越慢越好?),但是这种机制确实有好处。计时收费应当保留,并且会继续保留。但是律所和客户都应当在计时收费不是最理想的方式时,积极考虑其他的计费做法……以更客观和透明的方式计算工作量和质量。”

更好的做法?

和睦家医疗在北京的总法律顾问王凌军的意见说明了律师事务所为什么需要灵活变动,提出可如何根据具体的工作任务而调整收费做法,从而争取到业务。“就日常咨询来说,我更喜欢计时付费方式。对于并购和上市项目,我会选择打包价格。而诉讼案件,我会选择风险代理收费,”她说。

中国律师事务所无疑意识到了客户对收费灵活性的需求,多年来也一直向其注重成本的客户提供其他的计费方式。天元律师事务所在北京的管理合伙人朱小辉表示,天元律师事务所提供包干收费、固定费用、有封顶的计时收费等方式。“客户似乎越来越不愿意在没有封顶费用的情况下接受计时付费,”朱小辉表示。“他们更喜欢包干收费或有封顶价格的计时收费方式,虽然有时候客户会同意一个软性的封顶费用,即根据一定前提条件约定的封顶费用,比如假设项目在某个时间点之前结束。”

世辉律师事务所在北京的律师白洋铭表示,世辉大约三分之一的律师事务所事务是采用其他收费结构的,特别是包干收费(请见“计时收费与其他收费方式”统计表)。他补充说,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资本市场交易的律师费用似乎正在减少。

HOURLY VS ALTERNATIVE BILLING

一些律师事务所向外国和中国的客户提供不同的费率,理由是外国客户可能更习惯于计时收费方式。恒都律师事务所在北京的创始合伙人江锋涛表示,他们对外国客户通常是采用计时收费,对于国内客户,通常会提供其他的计费方式,包括包干收费、固定收费和阶段性收费等。

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律师黄海诺表示,该律所主要按照固定费用或者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收费。在第一种安排下,客户支付的固定费用包含了全部工作,不论律师在项目中花费了多少时间,也不论结果如何。相反,风险代理收费是根据结果收费,因此律师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费用不会很高,由客户在最开始的时候支付,”黄海诺表示。“第二部分费用会根据结果来确定。如果律师赢了案件,他们就可以从客户收到的赔偿款中保留一定比例的费用……如果律师输了,客户就不需要支付第二部分费用。”

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在广州的高级合伙人全朝晖表示,替代费用结构的透明度更高并且更加公平,因此该所仅有10%的事务是采用计时收费方式。“我们与许多其他律所一样,仍然更愿意采用包干收费、固定费用、基于工作收费以及有封顶的阶段性收费方式。我们也向在诉讼案件和非诉业务方面需要协助的公司和高价值客户提供协议费率。”

“越来越多的客户愿意为法律服务支付合理的价格,”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在深圳的合伙人郭磊明表示。“律师费用总体来说在上涨,特别是好的律师事务所。固定费用仍然是主流做法。计时收费方式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货真价实

来自亚马逊中国的安军表示,就他的经验而言,中国律所的服务十分物有所值,特别是在争议解决方面。“物有所值是指以合理的价格提供确实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单纯的解释法律。”

汉高大中华区暨韩国总法律顾问沈悦志表示同意,并将“物有所值”界定为“基于扎实的中国法律专业知识和对中国实际监管环境的深刻见解,提供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

来自Shui On Development的吴家琳认为,中国律所服务体现的价值与其收费还不太相称,“因为作为公司法务,我们大部分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以确保收到的建议是正确的。”

一家日本公司在上海的企业法务表示,服务体现的价值是因人而异的。“总体觉得目前律师费有点贵,特别是大所的律所费已经超过了日本律所。”

当然,由于中国法律市场有超过30万名执业律师,并且有各种各样的法律服务领域,客户的看法不尽相同也并不意外。“一些律所和律师提供的服务物有所值,但不是所有的都是如此,”来自和睦家医疗的王凌军说。“在我看来,‘物有所值’是指提供专业、有效率、注重结果的法律支持。”

BILLING RATES TRENDS 2017

兴浦律师事务所在上海的外国注册律师Teo Doremus认为,客户认可并乐于获得服务的附加价值,因此愿意为更高的服务质量和专业水准支付额外的费用。“任何还不错的律所最终都有能力起草一份协议,但差别在于经验。”

Doremus用酒店作类比,表示虽然一星级酒店和五星级酒店都提供床位,但是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别很大,但仍然有些客户愿意支付差额。Doremus说,IPO Pang通过多种方式提供“五星级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免费的电话会谈或面对面讨论他们的商业和法律需求,不论客户是大型还是小型公司;在24小时内回复客户提出的问题;并且组织免费的研讨会和网络研讨会向客户介绍中国特殊的法律环境。

“我们不会因为客户向我们支付多少费用而区别对待他们,”他说。“我们认为每位客户都值得五星级待遇,无论客户是为了注册简单的商标还是为了完成复杂的跨境收购业务而聘用我们。”

费用管理

随着跨国企业在中国城镇的扩张以及中国企业在全球征战新的商业领域,他们无疑会向国内的律师寻求有关合规、风险管理和有效企业治理方面的意见。

联合能源集团在北京的副总裁及总法律顾问张伟华表示,他依赖律师事务所从法律角度提供具有商业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了解他的行业和工作风格,并且会定期更新有关业务领域的发展状况。

百威英博驻上海中国区法律总监于龙涛认为,虽然中国律所提供了服务价值,但是“耗时但基础的法律研究”等“体力”法律工作的价格通常非常昂贵。“我希望市场可以分化为低端的‘体力’法律服务市场和需要大量问题解决能力的高端创意市场,”他说。“我愿意为高端服务支付更多费用。”

说到中国律所和外国律所之间的差别,来自亚马逊中国的安军表示“外国律师事务所在账单的细致程度和一致性方面做得更好。”但是他补充道:“中国律师事务所也在不断改进。”如果客户能够明确界定其要求和预期,这也非常有帮助。“当我们对律所收费设定了清晰的流程时,比如所有的收费必须按月进行,所有的律所都能确信我们会遵守这个做法。”

潘琪也有类似的想法,认为客户应当在聘用较贵的律所之前确定他们希望得到的价值。“即使对于很有经验的公司法务来说,这也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他表示。“如果客户最终获得了高于其预期的结果但花费了比预算更少的费用,他会认为这是‘物有所值’。‘理想的价值’是比较后的结果,不幸的是,必须基于反复试验和出错才能作出合理的判断。”

Hourly billing rates of PRC law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