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区域和全球扩张的环境中,随着旧传统逐渐消失,一场变革正在中国的律师事务所中发生。新的发展模式正在被接受,但在全球经济收缩的背景下,这些模式会发挥作用吗?王雪晴和一些变革的领导者进行了对话

今距离1979年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已经过去了40年。根据司法部的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共有执业律师42.3万多人,其中30至49岁的律师约占总人数的63.7%,这些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长大的“70后”和“80后”逐渐成为了法律服务市场的中流砥柱。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包括金杜、君合在内的不少老牌律所在成立20余年时完成了管理层的新老交接。成立逾30年的康达律师事务所也是其中之一。

康达所北京办公室高级合伙人连艳说,目前管委会中已经出现了老中青三代,最年轻的管委会委员是80后。

更多年轻人加入老牌所的同时,也有不少律师离开老牌所去创立自己的律所。随着中国企业越来愈多地“走出去”,中国律所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不再局限于国内。

兰迪律师事务所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律所国际化”的发展模式,其第一家办公室创立于印度,一开始就是一家“国际所”。

兰迪所上海办公室高级合伙人李新立说,中国的外商投资法律服务市场竞争激烈,“走出去”业务才是一片蓝海。“兰迪所的发展秉持着‘强势国际化’战略,”他说,“[我们]近年在东南亚广泛布局,兰迪作为管理者,借助本地律师的力量,旨在为中国客户走出去提供一站式服务。目前的发展模式主要是自己投资建所,或与当地所
合作。”

李律师提到,目前不少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习惯于自己直接去找外国本地所,但由于外语不够好,以及对国外律所工作方式不熟悉等原因,往往费用高而效果不好。通过中国律师管理法律事务,使得中国律师与外国本地律师协同工作的模式是更好的选择。

市场上还有新的竞争者加入。比如于2018年开业的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所旨在为企业提供包括风险投资、私募股权、上市、并购,以及与此相关的诉讼和仲裁在内的资本市场领域全流程服务。

澄明则正的管理合伙人吴小亮说,曾有人问过她为什么要自己创办律所,直接加入一家岂不是更省力?而她给出的回答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律服务市场刚刚开始充分竞争,正蓬勃向上,一切刚刚开始,以后一定会有更多品牌出来,对于有实力的新创精品所是非常好的契机。”

规模化与专业化

律所是应该走规模化还是专业化路线?不可否认,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会带来效益的提升,但不少受访者表示,相比“大而全”,律所有自己的专长更加重要。

铸成律师事务所常驻北京的管理合伙人司义夏认为,律所应该把发展精力放在一个到几个核心领域上,不是越大越好。“铸成近几年发展比较快,但我们的扩张是在控制节奏和规模的基础上,因为业务发展迅速而顺理成章地扩大规模,并不是要在某个时间点一定要达到特定人数,”他说。

在自我定位上,司律师说铸成是以知识产权为核心业务的专业性律所。“[走专业化道路]有利于培养和聚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他说,“并且因为律所的所有体系都是为了做好知识产权服务设立的,因此相比有多个业务领域的律所在制度上更具优势。”

“因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且做了十几年,因此能力会越来越强,服务质量和业界的商誉都会不断提升。”

成立于2011年的元合律师事务所同样选择了专业化的发展道路,其中的专业之一也是知识产权。驻北京的元合所管理合伙人邢科科说,在创所时,元合的定位是成为一家小型到中型规模的事务所,内部管理更加扁平。但他表示不希望建一个“小而全”的律所。“实践告诉我们,‘小而全’的事务所一定没有竞争力,因为在地域和业务覆盖上均无优势,”他说。

有鉴于此,他表示律所希望发展一到两个核心业务,而选择知识产权是因为“在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从企业到个人的需求均呈上升态势,且客户的粘性很强”。

兰迪所的李新立说,兰迪各地分所与上海总所之间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业务也各有侧重。上海总所的目标是成为综合性律所,并要求律师“绝对专业化”,拥有“一主两辅”(一主专业,两辅专业),不做“万金油”律师。

对专业化的重视不止在律师和律所层面,也在政府层面。司法部2017年便发布了《关于建立律师专业水平评价体系和评定机制的试点方案》,方案提出在刑事、婚姻家庭法、公司法、金融证券保险、建筑房地产、知识产权、劳动法、涉外法律服务、行政法九个专业中评选出一批专业律师,起到推进律师专业化分工等作用。这一方案在今年将推广至全国。

恰逢成立20周年的汇业律师事务所选择了专业化和行业化并行发展的道路。“汇业近年来也注重潜心研究行业化发展,”汇业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吴冬说,“有别于现有人工智能提供的单一化服务,汇业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综合性的法律服务。”

合伙制与公司制

依据中国《律师法》的规定,中国律师事务所有律师合伙设立、律师个人设立或者由国家出资设立三种形式,法律界常说的“公司制”其实是仿照公司管理模式进行管理的制度,与目前引人关注的“法律公司(law company)”一词更是不同的概念。

相比合伙制,公司制的统一管理模式似乎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律所的青睐。有着25年历史的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目前采用的模式是“一体化公司制”。

虹桥正瀚驻上海合伙人许诚介绍道,在公司制管理模式下,虹桥正瀚的所有客户均隶属于事务所,并由事务所根据客户需要统一安排资源。“客户将根据实际需要获得不同领域专业律师的服务,并可获得整个虹桥正瀚的各领域资源的全力支持,”他说,“这有效解决了提成制下小团队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铸成所的司义夏也提到,所内采取了“绝对的公司化管理模式”,相比纯粹的合伙制,更能形成统一高效的管理,且更有利于律所内部的文化建设。

兰迪所则充分利用了合伙制,将这一概念从合伙人扩展至了全体员工。今年7月,兰迪上海总所通过了全员合伙的利润分配制度,使律师、助理、行政人员都能参与利润分配,李律师表示,这一做法旨在提升大家的归属感。

劳动法领域的专业所蓝白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管理合伙人钱明辉说,考虑到人力资源方面各地政策和情况的差异,蓝白所采取“联盟”发展模式,与其他几家律所成立的“人合联盟”是中国首个劳动法专业律师事务所联盟。他说“本所专注于服务长三角地区,各地区联盟所则在当地为企业提供服务”。

市场蓝海

不少法律专家提到了律所的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性,而选择什么领域进行发展则需要律所具有独到的商业眼光。

汉盛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丁振波表示,目前全球的经济都凸显下滑趋势,对于律师行业来说,面临的挑战非常多。“尤其是对于金融业务和并购业务领域的法律服务,几乎是断崖式下滑,”他说,“机遇也会有,主要是争议解决,但机遇比挑战更少。”

他表示汉盛所的主要应对措施包括加大对新兴领域的研究,着重发展争议解决领域,继续积极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团队等。

原本律师事务所驻上海管理合伙人孙伟认为,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下行、公司内部法务团队地位和实力的增强、以及法律科技的完善,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在中长期将经历一个逐渐下行、过度竞争的过程。此外,由于法律服务的供给侧增长大过需求,位于市场中下端的律所将面临更多挑战。

孙律师同样看好争议解决领域:“我们认为高端争议解决将是受法律科技影响较小的领域。因为高端争议解决和商事谈判一样,涉及到很多人和人的心理上的博弈过程,很难被标准化,因而也较难被人工智能所替代。”

除此之外,孙律师认为知识产权也将是未来具有良好前景的市场。“尽管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但中国经济上的开放是必然趋势,而经济的开放必然要求更好的知产保护,”他说,“同时中国在新科技领域里面所取得的一些优势使得中国逐步从知产的被授权方转向授权方,知识产权市场势必将更加活跃。”

铸成所的司义夏也看好中国知识产权市场的前景,并已经开始逐步调整律所的客户结构。“我们80%客户是国外的客户,”他说,“但近年随着中国企业走向国际,他们对知识产权服务的要求不仅强烈而且很高。

“我们也在拓展国内市场,调整我们的客户结构。考虑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拥有国内外两个市场的客户可以增加律所在市场上抵抗风险的能力。”

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陈峰说,目前中国律所“已开始直面国际法律市场的竞争,急需加深专业化建设、打造核心专业领域、建立差异化优势。”

他表示海华永泰已经形成了“专业化、品牌化、国际化、规模化”的战略目标,并于去年建立了中国首个律所发展指数——海华发展指数(Hiways Development Index,简称HDI),这一核心指标旨在通过对客观数据的沉淀、统计、分析,来量化评估、调整及优化律所的发展与建设。

而市场上不断出现的需求正在逐步改变律所的发展模式,乃至整个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当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法律服务市场开疆扩土之时,兰迪律所做了一些自己的探索。

6月末,兰迪所合并了印度兰迪会计师事务所,成为第一家合并海外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律所。李新立说,这一布局主要是响应中国企业“走出去”时代理记账的财务需求。除印度外,兰迪也在筹办中国(上海、深圳)、印尼等多处的兰迪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的法律市场还很年轻,但不少受访的律所都有着成为“百年律所”的奋斗目标。这些律所将如何在更广阔的竞争中成长,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