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政治事态发展对国际局势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也对地缘政治带来了大量不明朗的因素。随着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及朝鲜核试验紧张局势的日渐升温，2017年步入了一个局势动荡的时期，商事主体处理争议解决的传统办法面临着挑战。本文将探讨近期的政治变化对国际仲裁的影响。
首先，英国脱欧势在必行。在得到英国议会的许可后，英国首相德蕾莎·梅伊已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的脱欧条款，要求英国和欧盟在2019年3月前达成脱离协议。在脱欧谈判的过程中，有人对伦敦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前景心存疑虑。这些疑虑主要来源于英国脱欧的社会经济后果，包括金融机构搬迁的可能性、外国人才入境障碍的提升，以及伦敦丧失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潜在危机。尽管有这些忧虑，伦敦的仲裁法律框架不会受到脱欧的影响。英国仍然是《纽约公约》和《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1996年英国《仲裁法》依然有效。英国法院支持仲裁的判例法照常适用。有的评论员甚至认为伦敦会受益于脱欧，因为伦敦可能会被视为更中立的仲裁地，且英国法院将不再受制于欧洲法院在West Tankers案中的判令，即限制欧盟地区法院作出禁止当事人违反仲裁协议在欧盟范围内启动法院程序的禁讼令。
民族主义的风潮不仅将英国推出了欧盟，也将特朗普推入了白宫。特朗普政府掀起了新一轮保护主义的思潮，致使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欧盟暂停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也导致被特朗普称为“最糟糕的贸易协定”的《北美贸易协定》重新谈判。这些举措虽引发了对美国贸易与投资法律框架的疑虑，对美国仲裁系统的影响却相当有限。美国最高院对仲裁的立场也不太可能会受到特朗普指定尼尔·戈萨奇替代去世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影响。实际上，最高院五比四的保守派多数在过去的几年内一直是其支持仲裁判决的基石。然而，在六月，最高院临时和部分恢复了被下级法院搁置的特朗普穆斯林六国旅游禁令。法院批准的例外情况为，“与美国个人或实体存在真实关系”的来自受影响国家的人士可以入境，但法院未明确界定何为“真实关系”。在法院对此问题于10月进行复审之前，来自受影响国家的仲裁员、律师、证人和专家在申请签证到美国参加仲裁开庭时可能会面临困难或申请程序可能会受到拖延。
总法律顾问
香港国际仲裁中心
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不是影响美国对外关系的唯一举措。美国因俄罗斯于2014年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以及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而对俄实施的制裁，将两国关系推向了冷战后的新低谷。欧盟和部分其它西方国家随后也就克里米亚问题对俄实施制裁并屡次延长时限和扩大范围。这些制裁的其中一个后果是俄罗斯商界正在重新考虑其仲裁选项，部分俄商已逐渐倾向于在没有对俄制裁的亚洲法域进行仲裁。俄罗斯仲裁协会在2016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欧洲传统仲裁地仍然是涉俄争议的首选，越来越多的俄方当事人把亚洲仲裁中心，如香港和新加坡，视为可行的选项。
美国国会通过的最新制裁不仅针对俄罗斯还涉及朝鲜。在平壤持续核试验和美韩最新联合军事演习的情况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正以空前的速度升温。虽然目前的局势对受影响区域的法律和仲裁体制没有直接影响，但相关事件对区域安全和稳定性所造成的持续性威胁可能会对国际当事人和仲裁员到相关区域进行仲裁的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
一般而言，政治事件对国际仲裁的运作影响甚微。当事人仍然有权选择仲裁员在一个中立的地点解决争议，且其作出的裁决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得到广泛的执行。但是，政局不稳有时可能会产生法律不确定性的印象，会削弱商界对在受影响地区进行仲裁的信心。然而，如果相关地区能够充分证明其法治和司法独立性，这种印象会有所改善。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法治已深入贯彻到了香港社会中。香港法院的独立性也在《基本法》中有所保障。尽管近期在香港发生了一些政治事件，香港的仲裁体制依然强健稳固，法院依然独立地、不受任何影响地行使其司法职权。香港法院在涉及香港本地或外地国有企业的案件中毫无顾忌地判案。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香港仲裁专职法官决定执行一项针对中煤集团的五百万美金的裁决，驳回了该国有企业提出的官方豁免权的主张。
香港法官也有表态。在2014年的“占中”游行和中国政府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后，英国前最高法院院长、香港终审法院大法官Neuberger阁下表示他“没有发现香港的司法独立受到影响”。
有人还对2047年后“一国两制”原则可能发生变化有所顾虑，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当事人在长期合同中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实际上，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曾多次表示“一国两制”原则是坚定、不动摇的，不变形也不走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张德江在2016年访问香港时曾作出以下评论：
“那些所谓中央要把香港‘内地化’，甚至变‘一国两制’为‘一国一制’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广大的香港同胞是希望‘一国两制’坚持下去的。‘一国两制’对国家、对香港都最为有利，中央必定会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香港社会完全可以放心。”
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化，商事主体依然会继续交易、投资和营商。国际仲裁是一个不受政治干扰的争议解决模式，目前仍然是解决跨境商事争议的首选。因此，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政治事件对国际仲裁的影响不应被夸大。国际商事争议的当事人应当保持冷静、继续仲裁。
（以上内容仅代表作者的意见，并不必然反映HKIAC的观点。）
作者：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总法律顾问刘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