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调解公约》与我国法律制度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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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法会)于2018年6月27日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了《新加坡调解公约》。该公约旨在促进国际商事调解,并建立一套机制直接执行经调解产生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被誉为调解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件以及调解领域的《纽约公约》。

《新加坡调解公约》已于2019年8月7日开放供各国签署。我国还需对现行法律制度做适当的调整,使其与公约有效衔接。

本文对《新加坡调解公约》在我国落地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

尽快推进商事调解立法

《新加坡调解公约》解决的是调解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对调解程序却无规定。因此,其在缔约国的有效实施有赖于缔约国国内立法的保障。在国际层面,国际商事调解经过多年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律规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贸法会制定的《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对商事调解中的基本问题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而我国商事调解立法体系尚未建立,对此我国应借鉴《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对商事调解进行系统性法律建设。

部分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为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贸法会在起草《新加坡调解公约》过程中,对个别条款采取了折中或者模糊处理的方法。在我国,需要最高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些条款做进一步澄清。

例如,公约第1条规定公约适用于和解协议整体,不区分金钱和非金钱义务。实践中,和解协议经常包括非金钱义务和双方互负给付义务的情况。对此,最高院应给出指引,如果一方的非金钱给付义务(如交付名画)难以执行,法院是否可以执行另一方对等的金钱给付义务。

再如,《新加坡调解公约》规定的抗辩理由之一是和解协议“不清楚或无法理解”,并将判断是否“不清楚或者无法理解”交给各国自行处理。对此,最高院需统一各地区各级法院的查明标准。

指定由法院专门机构审理和查明和解协议的内容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申请法院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必须有明确的权利义务主体以及明确的给付内容。如果按照《新加坡调解公约》直接执行机制的安排,在我国实践中将有大量和解协议无法得到执行。为此,最高院有必要指定专门审判机构,对执行机构认为内容有待确定的和解协议做适当查明,查明结果可以作为后续执行程序的依据。

完善对虚假调解问题处理的规定

《新加坡调解公约》出台后,部分法律界人士对公约在我国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虚假调解问题表达了担忧。如果当事人通过虚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并企图根据公约在我国启动执行程序,该如何应对?

对此的应对措施,一方面可以参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2条的规定,由法院驳回其请求,并可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等处罚措施,另一方面可以参照我国《刑法》对虚假诉讼罪的规定对当事人进行刑事处罚。

设立年度报告和逐级上报制度

为便于法律执业者与寻求《新加坡调解公约》救济的当事人理解我国法院的审理标准和执行结果,以及统一和提高我国各级法院对《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掌握水平,最高院可设立“和解协议执行案件年度报告制度”,以及参考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中的内部报告制度,对决定不予执行和解协议也采用逐级上报制度。在具体落实逐级上报制度中,应当注意给予当事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

综上,《新加坡调解公约》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将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如果我国签署、加入《新加坡调解公约》,就需对现有司法制度进行完善和调整,以使公约更好地在我国得以施行。

作者: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巍。孙律师也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二工作组观察员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