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uxbaum

一个步入耄耋之年的美国人,倾半生之力在中国从事法务工作,对于中国法律体系的完善之道畅所欲言、娓娓而谈,全伟忠(John Church)为您报道

点法律界的风云人物,总少不了这位律师的身影。1972年,大卫·包恒(David Buxbaum)追随着理查德·尼克松的足迹,在这位美国总统完成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之后的第三周踏上中国的土地。

设想一下,这位犹太裔美国律师从香港启程,坐一整天的火车来到中国大陆(“在香港地铁开通之前,乘火车旅行简直糟糕透顶 —— 你坐在火车里,车窗洞开,人们直接从窗户爬进来,踩着你的裤子上火车。人们对这样的场景几乎习以为常!”)。

Kissinger_Mao2火车疾驰着驶入广州站,包恒走下车踏上站台。在拥挤的人群中,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此时,文化大革命正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举目四望,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任何肤色或任何宗教信仰的律师。几个小时之后,包恒便被当作间谍拘留了。

他当然不是间谍。不过他确实很勇敢,也很有主见,同时不乏揶揄调侃和妙趣横生的幽默感 —— 这位先驱人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分享他在中国四十年、在亚洲半个世纪以及他这八十年人生的丰富阅历。

他有着难得的直率,这一点在绝少谈及政治的北京法律圈尤为难能可贵。他关于中国法律体制的一些观点广为人知,但对于离他心目中的标准尚有差距的这一体制,他依然直言不讳地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商业交易法律与仲裁领域的专家和杰出的国际诉讼律师,包恒目前供职于美国安与恩律师事务所。他曾参与的经典案例包括1996年微软诉巨人案。这是美国软件公司在中国提起的最早几例著作权侵权索赔案件之一。该案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审理过程通过国家电视台公开播放。法院对巨人公司处以53,000美元罚款,判令没收相关设备并向微软公开赔礼道歉。这在当时被视为知识产权领域取得的决定性胜利。Nixon_Mao

包恒的律师生涯中的另一个亮点是1978年代理Butz诉 Economou的民事责任案件。在这起案件中,美国贸易委员会和Arthur Economou在寻求注销美国一联邦官员名下商品期货经纪公司未果后对该官员提起损害赔偿。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裁定行政官员在其行为受到质疑时仅享有有条件的豁免权。“没人认为我会打赢这场官司,”包恒在忆起这宗案件时莞尔一笑。

包恒于1933年出生于纽约,年少时光在布鲁克林一个并不富裕的住宅区和纽约北部杰斐逊维尔的一个农庄度过。

1954年从纽约大学毕业后,包恒加入美国陆军并被派驻德国。两年后回到美国,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法律和中国研究专业。“我是密歇根大学同时攻读这两个专业的第一人。之后我又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的亚洲和中国研究专业很出色。”

包恒着迷于国际法,不过当时的国际法一般是指与普通法系相对而言的欧洲大陆法系。“但是,二战末期和盟军占领时期我在德国呆过,那时候看到德国人在细节上的严谨,我就决定不做欧洲人,”他带着一丝幽默说道。

“我认为中国早晚会崛起,特别是以我的法律背景来看。我对中国的艺术文化也有兴趣,因此就自然而然地作出了选择。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不高,不过由于我是美国第一批学习中国法律的人,所以还是颇为引人注目。”

“那个时候很奇怪,中国和美国大学之间存在资料方面的交流,这种交流在1958年中国反右运动期间一度停顿。之后又是大跃进和文革,因此这种交流就彻底消失了。不过在我就读于法学院期间确实有过这种交流。当时中国正式颁行的法律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有一些。对于尚未颁布的法律,我可以搜集到各种文献、书籍和档案,因此还是有一些可以学习的资料。”

包恒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当了一年的助教生。“我的老师之一是亨利·基辛格。他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在我初到中国之时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在他执掌之下的美国国务院对我们1972年进入中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年之后,按照哈佛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之间的合作计划,包恒成为一名交换教员。而新加坡方面前往哈佛的交换教员许通美(Tommy Koh)后来成为法学泰斗和新加坡政府巡回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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