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杂志对全球律师事务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美间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以及国际国内一系列政治发展给中国对外投资带来冲击,Mithun Varkey报道。

着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变得更加谨慎,也更有选择性,导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减少。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下降了10%(1430亿美元)。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外投资总额为540亿美元,同比下降8%。

“今年中国对外投资已大幅放缓,” CMS中国的上海代表处管理合伙人邬丽福(Ulrike Glueck)说,“到目前为止贸易战对我们业务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律师工作一直处于业务流程末端,现有项目未受影响所致。”

“但是,由于贸易战和其他原因,全球GDP增长正在放缓,部分国家已经走向经济衰退。我预计2020年将是更加困难的一年。”邬丽福表示。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在不同地区的中国相关业务已经放缓这一情况成为了共识,但欧洲似乎受影响最大。贸易战的影响与崛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日趋严格的投资审查叠加,使得欧洲的形势愈发严峻。

“贸易战给中国投资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同时欧洲(包括德国)的立法者已提高外商投资审查门槛,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德国舒尔茨·诺阿克·贝尔文克尔律师事务所(SNB)合伙人Mark-Alexander Huth说。

海外他进一步表示:“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给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融资增加了困难。这一切似乎对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导致今年中德并购交易随即放缓。”

德国Noerr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朱轶凡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最近中国对外投资步伐放缓,原因之一是中国投资者愈加注重对外投资战略,对外投资时更加谨慎和理性。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正在谨慎调整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政策,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

他说:“但德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日趋谨慎,并在今年再次收紧相关法规,这也是重要原因。”

大成律师事务所驻卢森堡合伙人兼中欧事务部负责人章少辉指出:“欧盟适用于中国企业并购的法规正在发生变化。”他补充说,“中国在欧盟投资的法律风险以及面临的挑战大大增加,使投资安全受到威胁”。

“在欧洲,由于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特别是中国投资集中在欧洲国家的战略部门,加上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以及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面临的不平等竞争环境等因素,导致中国投资被认为是挑战,”章律师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视为是对欧盟的潜在威胁。因此,欧盟已决定建立欧盟外商直接投资筛选框架,加强对包括中国在内第三国直接投资的审查。”

Huth认为,欧洲利率处于历史低位,提高了战略资产的价格,这是影响中国投资的另外一个因素。

及时调整

Hermes Pazzaglini是意大利安启建律师事务所(NCTM)上海代表处合伙人,他承认贸易战对该所中国业务产生重大影响,但他持乐观态度,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将重组中国经济结构,以在中国境内或境外寻找替代市场”。

“当前中美贸易战将成为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加强中国与欧盟关系的机遇,我们对此有信心,”他说。

亚司特律师事务所驻德国合伙人Matthias von Oppen也认为中国投资“将在未来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投资交易数量仍然相对较大”。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进一步刺激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或合资寻找新的增长机遇。”Matthias von Oppen说,“尽管中国仍对资本实施管制,但中国政府支持战略性对外投资。中国自2018年3月起施行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规定,可以简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管理程序并使之制度化。

“‘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倡议显示,德国工业对中国特别有吸引力。”

SNB所的Huth也预计工业4.0和人工智能掀起的热潮将推动中国与欧盟之间的交易。

荷兰诺达律师事务所(NautaDutilh)管理合伙人 Jaap Jan Trommel说:“未来数年中国对外投资将从‘大规模’走向‘高质量’。”

“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我们认为中国投资者不会停止海外扩张步伐,” Trommel 说,“但现阶段中国投资者和中国政府可能需要重新评估其对外投资战略和政策。”

他表示,荷兰农业、食品、能源、自然资源、医疗保健、科技、媒体、电信、运输和物流等行业闻名世界,中国投资者有着浓厚兴趣。

西班牙乌利亚律师事务所(Uria Menendez)北京办事处合伙人Antonio Sánchez Cerbán表示:“能源,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是今年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对中国公司最具吸引力的行业。”

他说:“我们发现农业与基础设施是令中国投资者胃口大增的另外两个领域。”

鉴于中国企业对科技领域的关注,以色列是中国企业非常感兴趣的市场,中国企业将以色列视为尖端技术的替代性来源。中国公司跃跃欲试,希望进入以色列蓬勃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以色列律所不断收到中国公司的询问。

以色列律所Gross Kleinhendler Hodak Halevy Greenberg Shenhav & Co (GKH)合伙人Eli Barasch说:“随着中美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中国对以色列科技领域的兴趣日益增加。”

他说,以色列并没有像美国、欧盟和加拿大那样全面的外商投资监管制度,但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受到限制的风险正在增大。

“有报道称以色列将很快通过外商投资监管制度,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可能将受到限制,因此中国投资者面临不确定性。”Barasch说,“报道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向以色列施压,迫使以色列通过外商投资监管制度。该项制度虽然将适用于所有外国投资,但明显针对
中国。”

“中国已经开始将以色列视为尖端技术的替代性来源,美国对此也心知肚明。有报道显示,美国正在利用对以色列政府的影响力,敦促以色列限制中国投资以及技术转让。”

以色列Yigal Arnon & Co.律师事务所合伙人Simon Weintraub表示,由于中国实施资本管制,而且“由于中美贸易战,而大多数以色列公司尤其是科技领域的以色列公司,都与美国市场和美国投资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9年中国对以色列的投资明显下降。

“仍然有投资者向我们提出投资以色列公司,” Weintraub说,“其中很多是中国公司,它们中大多数的资金都源自中国境外。也有公司向我们表示希望与以色列公司合作/合营。”

他表示投资者比较感兴趣的是医疗技术、农业技术和汽车技术等领域。

例外情形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爱尔兰似乎逆势而上并从中美贸易战中受益。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爱尔兰原本是欧洲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现已成为一些最大、最成功的中国企业的基地。”爱尔兰A&L Goodbody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中国业务部主管Marie O’Brien说。

中美贸易战和英国脱欧大大提升了爱尔兰在中国的认知度。

“由于爱尔兰在飞机融资租赁方面的优势,最初中国公司对爱尔兰的大部分投资均以飞机融资租赁业务为主。”Marie O’Brien说,“然而,我们看到目前中国投资者感兴趣的行业和领域在数量上已经发生变化。除了继续投资飞机租赁业务外,中国投资者对金融科技、生物技术、农业食品、可再生能源、投资基金和医疗技术等关键领域也很感兴趣。”

除了爱尔兰外,加拿大也可能从中美贸易的紧张局势中获利。逻盛律师事务所(Lawson Lundell)合伙人杨明仁表示,尽管加拿大并非中国投资者在各个领域的投资首选国,但加拿大仍然是吸引外国投资的目的地。

“从历史上看,中国国企对加拿大矿业、能源和林业领域感兴趣。”他说,“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在投资加拿大方面更加活跃,它们尤其关注房地产、生命科学、高科技、消费品、农业、教育,和旅游/酒店行业。”

新市场,老行业

虽然高端技术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但在中东欧以及非洲等部分市场,基础设施和能源等传统领域依然继续吸引中国投资者,似乎受中美贸易争端影响较小。

捷克Kinstellar律师事务所律师庞冉说:“许多中国公司正在研究中东欧基础设施项目。总体而言,中国与中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合作前景广阔。”

“市场高度活跃,”她说,“中国公司特别是中国国企正在评估市场和潜在机遇。中美贸易战对私营部门造成影响,但政治因素导致这一过程漫长且不稳定。”

保加利亚Spasov&Bratanov律师事务所合伙人Vassil Hadjov认为,中国投资者最近对投资保加利亚越来越感兴趣。“我们并未发现中国对保加利亚的投资意向有放缓迹象。”Hadjov说,“原因可能是中国在保加利亚的投资活动不多,且投资水平较低。”

“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保加利亚最大发电厂贝勒尼(Belene)核电厂建设招标的主要投标人之一。另外,华为、正泰、比亚迪以及中国其他几家领先的国际化经营企业,正在保加利亚开展更多贸易与投资活动。”

中国在非洲国家的投资仍然保持强劲势头,受中美贸易战或贸易保护主义影响较小。多个非洲国家依靠中国投资者帮助其发展建筑、基础设施、油气以及能源等核心领域。

南非Bowmans律师事务所肯尼亚办事处合伙人Paras Shah表示:“总体而言,前景仍然乐观,我们预计中国仍将是非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

“中国与非洲仍然致力于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例如在2017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承诺再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资金,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Shah表示,预计中国将大量投资肯尼亚,以推动肯尼亚的“四大发展目标”(Big 4 Agenda)。这项计划由肯尼亚政府提出,内容涵盖粮食安全、保障性住房、医疗保险以及制造业发展。

“中肯合作关系正在深化,越来越多中国民营企业在肯尼亚成立。”他说,“而且中国企业继续在肯尼亚设立更多建筑公司,正是看中了肯尼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所代表的无限机遇。这些公司在各个级别的职位雇用肯尼亚人,并继续在降低失业率方面发挥作用。”

在尼日利亚,位于拉各斯的FO Akinrele&Co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Adedolapo Akinrele表示:“2005年中尼两国投资贸易总额为95亿美元,2019年已攀升至200亿美元,前景十分乐观。”

“中国的投资领域越来越集中于油气、建筑、钢铁、采矿和制造业、农业、能源和自由贸易区。”

Bowmans所的Shah补充道:“随着全球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增加,我们预计中国公司,特别是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国公司,在投资肯尼亚项目时将更有选择性,也更加谨慎。”

“鉴于以往的投资经验,现在人们对在东非开展业务的风险有了更多认识和了解,并认为在批准某些项目之前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可行性研究。”

南美地区的律师认为,受国际问题和当地问题双重影响,中国在南美的投资一直不温不火,但这不一定是中国投资者才遇到的特有现象。

秘鲁Rodrigo Elias&Medrano Abogados律师事务所律师Fernando Hurtado De Mendoza指出:“由于内部的政治与经济因素,整体上外国投资者最近投资秘鲁时更加谨慎。”

“贸易战加上中国对外投资放缓无疑影响到新的投资,令当地经济总体增速进一步减缓。”他说,“但是,秘鲁现有外国投资并未撤出,已在秘鲁安家落户的中国企业似乎正在努力巩固其在秘鲁的市场地位。”

玻利维亚Bufete Aguirre Quintanilla Soria&Nishizawa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Fernando Aguirre Bastos指出,中国是玻利维亚五个主要债权国之一,提供的贷款至少占玻利维亚融资总额的三分之一。

“在玻利维亚的中国企业大部分受雇为玻利维亚国有实体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说,“中国对玻利维亚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短期内这种现象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我们发现中国对外投资已转向拉美等仍对中国投资者开放和友好的地区,”乌利亚所的Cerbán表示,“在拉美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对金融和争议解决领域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困境中的曙光

政治紧张局势或将挫伤各种投资动向。善于应变的企业家正在寻找新的市场和机会,长期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前景依然光明。

大成所的章少辉表示,中国不少银行已选择卢森堡作为通往欧盟的门户,不少中国公司紧随其后并按照前者的商业模式,在卢森堡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来拓展欧盟业务。

“从专业角度来看,我认为对于希望在欧盟开展投资项目的中国公司而言,卢森堡是理想的门户。”他说,“除了卢森堡与中国尚未开通直飞航班外,其他方面并无太大挑战,而且当地市场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A&L Goodbody所的O’Brien表示:“过去10年我定期前往中国,见证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雄心壮志和巨大变革。”

“我没有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有放缓迹象,但我的确发现中国对外投资日益集中于能为中国企业和中国带来真正价值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