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CBLJ高峰论坛 线上线下人数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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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CBLJ高峰论坛线上线下人数创新高

《商法》月刊所属出版公司Vantage Asia主办的首届“CBLJ高峰论坛”于4月3日在北京JW万豪酒店成功举办。论坛当天有近500位企业高管、法务及法律界、商界精英参会。

此次论坛以“抓住商机,管控风险”为主题,吸引了近10万人在新浪网本次论坛专页上在线观看现场直播。

本次活动由北京仲裁委员会作为特别支持单位,新浪财经和新浪法问作为战略合作方协办。

论坛讲者名单中包括主旨发言人、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以及来自不同公司和学术界近30位嘉宾。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副秘书长陈福勇在开幕致辞中首先对《商法》举办高峰论坛表示了热烈祝贺,并提到在争议解决中,仲裁具有无区域且无级别管辖限制的优势。

新浪网高级副总裁邓庆旭在致辞中表示,过去20年,新浪财经见证了中国商业社会的腾飞,以及中国商业社会法律意识的全面提高。“法律风险,就是每一位市场参与者需要正视的挑战,”他说。

在开幕环节之后,同时作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的秦朔以《深度国际化与合规问题》为题目做了主题演讲。

他表示,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新常态下,法律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而中国企业在成长为全球性公司的过程中,对合规的认识还有待提高。“风险另一面就是中国公司的全球性机会,”他最后总结到。“[中国企业]要建立全球化思维打造全球企业。”

论坛进入会议讨论环节。上午的议题包括中伦律师事务所主持的《企业合规管理》:高管责任、证券合规、刑事合规、民企反腐、应对政府监督;锦天城律师事务所主持的《金融市场、投融资机遇和法律风险防范》;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主持的《GDPR对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大成律师事务所主持的《企业跨境投融资的法律挑战》。

下午的研讨会共有七场,分在两个会场进行,包括天元律师事务所主持的《2019并购重组热点问题探讨》;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主持的《私募基金及股权投资市场变化趋势分析》;通商律师事务所主持的《新经济行业之上市策略与风管》;瀛泰律师事务所主持的《金融纠纷争议解决》;中伦律师事务所主持的《“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项目走出去》;大成律师事务所主持的《企业破产:不良资产处置、纠纷》;以及中伦律师事务所主持的《企业合规管理》:数据、出口管制。

参会的法务及高管对此次论坛反响积极。中国五矿集团公司法律部副部长毕丽艳说:“应该说今天的这些议题都是近半年或一年以来我们广泛关注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是对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影响的议题。”美联国际教育法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陈盈盈表示:“嘉宾的履历都非常棒,都能非常契合主题,让人感觉特别专业,特别权威。”

“我想说的是,得益于《商法》广泛的人际网络,[论坛]的参与者非常多样化,不仅包括当地领先的律师事务所,也包括主要的仲裁机构,和一些顶级的内部法律顾问,”德国汉高集团大中华区与韩国总法律顾问沈悦志说。“通过这样的多样化,我确信论坛会给参与者带来很多收获。”

《商法》出版人方启理将本次论坛形容为“一场商业法律界人士的盛会,它的圆满举行离不开各方的全力支持。我们从企业法务和其他论坛参与者那里得到的持续而积极反馈是最令人鼓舞的,并且给了我们在未来继续安排其他活动的动力。”

CBLJ1904-Kelley-Fong-Forum-cn“此外,参与本次会议的许多企业法务与高管加入了我们的CBLJ高管法务俱乐部,愿与我们分享其真知灼见。”


中国企业:变革、合规及‘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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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

以上观点出自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在北京举行的首届“CBLJ高峰论坛”上,他向在场数百名企业顾问以及近10万名在线收看的观众发表了主旨演讲。国企业若想成长为全球性公司,对合规的认识还有待提高。

身兼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联席主任一职的秦朔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界的人士都意识到,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

在经济新常态下,他认为国内传统的以政府和国有经济形式为主去配置资源的发展模式效率较低,且已经难以为继;而放眼国际,中国面临着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交织的挑战。

但无论是从中国国内还是国际环境来看,能够大幅降低主观随意性的框架与规则对中国至关重要。

对于国内面临的情况,秦朔给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激发增量。他以国内众多互联网公司在境外上市为例,指出中国过去传统的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不支持创新经济的发展,而科创板或许会校正这样的局面。

二是存量优化。要让过去传统的资产配置方式退出,让管资产变成管资本。秦朔表示,使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法律才有更多的施展空间。

在国际环境方面,他首先以中美贸易谈判为例,认为目前的谈判趋势是由贸易顺差问题更多的转向了贸易本身的基本架构问题。此外,高水平的开放也十分重要,秦朔将其分为“走出去”和“引进来”两方面。

他说中国的“引进来”已经进入外商在中国全面独资阶段,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方向是成为在全球配置资源的全球性公司。

中国企业-变革、合规及新常态-CHINESE-COMPANIES-EVOLUTION-COMPLIANCE-AND-THE-NEW-NORMAL然而他也强调,在国际社会中企业对合规的理解、认识和应用仍需加强。

结合自己在海外调研的经历,他坦言,尽管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有很大进步,但还是会遇到很多挑战和风险,如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文化差异引发的冲突等。

“风险另一面就是中国公司的全球性机会,”秦朔说。“[中国企业]要建立全球化思维打造全球企业。”

演讲结束后,秦朔向《商法》表示,世界最大规模企业中,中国在数量上超过美国大概只需要三年时间,但想要建立全球消费者认可的品牌,中国企业还需要二三十年。

“中国公司的国际业务占整个业务比重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但]你总要开始跟全球更多的融合,”他说。“到那个时候你就要更加地按照国际惯例去办事。”


上午场

企业合规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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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苏云鹏、刘相文、张保生、高俊

在“2019年CBLJ高峰论坛”的圆桌会议环节中,中伦律师事务所首先围绕“企业合规管理”中的高管责任、证券合规、刑事合规、民企反腐、应对政府监督等话题携手企业法务嘉宾进行了分享与讨论。

本会议由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刘相文做主旨演讲,中伦所权益合伙人高俊、张保生、赵志成,狐狸金服法务副总裁李宜坤、清华同方集团法务部总经理苏云鹏参与会议讨论。

刘相文在演讲中提到,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国内执法力度、反腐力度、监察力度都大大增强。而国外方面,在中美贸易冲突和“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规则在倒逼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更加注重合规,而不能一味谋求商业利益。

高俊表示,企业如果带着污染环境和破坏规则等理念走出去会尝遍苦果,而企业得不到尊重的背后是法治的问题。“过去中国企业40年来成功的经验,也许就是未来他们失败的根源,”他说。

张保生说,目前的证券监管整体形势为“严管重罚”,近年证券违法案件屡创新高。基于以上情况,他建议被监管主体要紧密关注证券市场政策变化,并依托中介机构进行合规培训。一旦被处罚,要寻找具有相关经验的律师。

赵志成在谈及企业反腐问题时,表示由于目前民企腐败“泛滥成灾”,大的民营企业都会设置反腐专员岗位。他建议企业可以考虑聘用曾在公安、检察、法院等部门工作过的经验丰富的人才。

谈及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规经验,李宜坤表示,监管机构其实希望跟行业中的企业进行交流,熟悉市场后会使其监管规则较容易落地。而作为企业,不只要想在现有规制下如何合规,更要参与到行业标准的制定中,从而“将合规转化为我们企业的竞争力”。


上午场

抓住投融资机遇

从左至右:杨斌、傅莲芳、缪毅、张皓亮、黄瑞、沈悦志、杭东霞

在“2019年CBLJ高峰论坛”的圆桌会议环节中,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围绕“金融市场、投融资机遇和法律风险防范”这一话题,与企业嘉宾和仲裁领域专家进行了讨论。

参与本会议的嘉宾有:锦天城高级合伙人赵艳春、傅莲芳、缪毅、合伙人杨斌,北京仲裁委员会国际案件处处长张皓亮、北京仲裁委员会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黄瑞、德国汉高集团大中华区与韩国总法律顾问沈悦志,以及均瑶集团法务总经理杭东霞。

赵艳春在主旨演讲中指出,目前市场上很多风险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企业业务部门和法务部门之前没有实现关系的平衡。而从客户角度看,律师只提示风险是不够的,还要对风险进行归纳并找出对应的解决方案。

针对目前国内私募基金产生的众多“爆雷”问题,傅莲芳认为私募基金最核心的环节在基金管理人。目前众多的投资人维权案件能否有效处理,涉及到金融安全。

而在离岸私募基金设立方面,缪毅介绍说,证监会对于在境外注册、境内运作的基金并没有针对性立法,且境外法域的监管风格相对宽松。但宽松的监管中蕴含着许多潜在的风险。“有些时候客户希望尽量松绑,我们律师又要保驾护航不能出问题,”他说。

杭东霞从民营企业的角度出发,认为金融并购中最大的风险来源可能是并购的交易架构和目的,因为不同的并购目的会带来不同的合规事项。

此外,她表示目前监管部门强调的是“主动、完整、及时、有效的信息披露”,这就是企业相关岗位需要完成的工作。

沈悦志分享了自己的个人观点,对于3月份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他认为之后的实施细则以及构建有利于外商的营商环境也十分重要。


上午场

欧盟GDPR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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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薛颖、 徐晨、申晓雨、陈水海

在“2019年CBLJ高峰论坛”的圆桌会议环节,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选取了“GDPR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这一话题进行讨论,讨论由天达共和所合伙人申晓雨主持,参与会议的嘉宾有完美世界法务部知识产权总监薛颖、新浪集团法务部总经理谷海燕、BIPO Service创始人/CEO陈水海,以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经济系主任徐晨。

申晓雨在主旨演讲中指出,GDPR(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数据控制者应以简洁、透明、易懂的方式履行对数据主体的告知义务。而中国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处于较为分散的状态,预计未来会更加
系统化。

站在公司法务的角度,谷海燕表示GDPR的高合规成本可能会使一些企业将境外业务缩减。而新浪作为新闻及社交媒体,广告及营销方面的合规十分重要。此外,由于中国的数据保护相关的法规分散在具有不同位阶的法律中,且相关执法部门众多,因此中外监管有一定差异。

“我看到企业的出海业务团队不断前往企业法务部咨询问题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是因为业务团队想了解GDPR,”完美世界法务部知识产权总监薛颖在谈到GDPR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时说道。

薛颖指出,企业实施多法域的数据隐私合规比较经济的一种方式,是根据GDPR合规标准设计一套隐私政策底本,并根据不同司法辖区的要求做加减项修改。同时企业法务要加深对目的国监管的理解程度,从而尽可能为业务部门留出更多操作空间。

作为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的CEO,陈水海分享了BIPO在员工相关信息处理上的日常管理经验,如根据合格面试者提交的信息为其办理就业许可时,如涉及宗教信仰等特殊信息,会向其发送授权请求,并根据信息为其安排特别的假日。


上午场

跨境投融资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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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石锦娟、姚伟琪、张伟华、高伟、吴思颖

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大势所趋,在“2019年CBLJ高峰论坛”的圆桌会议环节,大成律师事务所选取了“企业跨境投融资的法律挑战”这一话题与企业嘉宾进行探讨。

大成所高级合伙人石锦娟提到,在中国企业的跨境收购中,企业要对中国政府的审批时限有提前预估。而东道国方面,美国和欧洲都加强了对外资的审查。

大成所高级顾问吴思颖表示,中国企业对外收购“方兴未艾”,而律师能做的,是向客户提供更精细、更新的信息,从而让客户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在客户作出决策后,律师要寻找具体操作以帮助客户绕开一些关卡和障碍。

CLSA中信里昂企业融资及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郑凯观察到,目前走出去的中国企业由过去的国企为主,转为了国企民企平分秋色。企业近期进行海外项目融资时,通常会由中资投行或银行结合当地金融机构组成融资团,从而保证在当地投资的长期稳定。

大成所高级合伙人姚伟琪提到,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到了如金融机构跨境经营、金融产品交叉代理销售等金融领域的突破性措施,而金融产品的跨境交易或投资对企业未来对外投资都将是一个促进。

联合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张伟华表示,交易风险点与国内外监管、人民币换汇出境情况、甚至社会运动等息息相关。海外收购始终考虑的问题是交易的确定性和灵活性,而达成交易的关键点在于寻找交易双方的利益重叠区。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伟说,随着中国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中外运作为相配套的物流企业也会跟随,而走出去就需要了解外面的规则。“我们希望在原有的规则下做自己的创新,而不是做一套新的东西,”他说。


下午场

并购重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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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肖爱华、郝小军、任燕玲、刘艳

在“2019年CBLJ高峰论坛”下午的圆桌会议环节中,天元律师事务所首先选取了“2019并购重组热点问题探讨”这一话题,主要从国内角度,围绕房地产、环保、以及医疗大健康等行业中国企和民企的不同情况与企业嘉宾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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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娟娟

天元所管理合伙人刘艳、合伙人任燕玲、肖爱华、宋娟娟参与了本议题。华夏基石环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郝小军、清华同方集团法务部总经理苏云鹏,以及协鑫控股有限公司法务管理中心总经理解辰阳担任企业嘉宾。

天元所合伙人刘艳在主旨演讲中提到,在“宽严相济”的时代背景下,尽管证监会对于诸如高估值、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的“三高企业”等在内的企业高度关注,但相比去年,预计2019年交易的审核速度和通过率都会高很多。

对于国内房地产领域的并购特点,天元所合伙人任燕玲表示,很多地产商开始参与教育、医疗、养老、文体等产业的地产项目,增加了投融资并购项目的复杂性。

天元所合伙人肖爱华则总结了国企收购民企的趋势,包括民企中的优秀标的增多、2019年及以后收购价格会增高、国内市场会愈发活跃等。

针对医疗大健康领域的趋势,天元所合伙人宋娟娟提到,社会办医作为政府持续支持的方向,呈现集团化、高端化和规模化的特征。今年是新医改的第10年,社会办医由之前的“跑马圈地”进入“层层洗牌”阶段。


下午场

中国私募基金市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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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化全(左)、包景明

2018年私募基金行业新规密集发布。“[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监管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阳说。

围绕“私募基金及股权投资市场变化趋势分析”这一话题,观韬中茂所合伙人王阳、陈晓窗、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包景明、中关村大河资本合伙人孙永刚、中证汇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风控法务总监张化全、贵阳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朱科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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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

王阳说,目前对于股权投资市场的评论中出现比较高的关键词是“回归理性”,市场中的“二八效应”将会凸显。包景明对于王阳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在任何行业或者群体里面一旦有竞争,或者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二八现象自然会出现,而这对基金管理带来了挑战。“核心问题是如何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如何给自己的基金定位,这取决于每一个管理机构的能力,”包景明说。

张化全指出,中国的私募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模式和表现有相像之处,不同之处在于相比房地产市场用20年形成的规模,私募基金只用了不到一半的时间。

“对于私募基金来说,募资是根,但是投资为王,”他说。

结合自身作为仲裁员的经验,孙永刚说,从去年年末至今,股权投资领域的纠纷案件大大增加,而仲裁由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解决该类纠纷的一个合适的选择。


下午场

新经济行业上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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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张新阳、孙豳、刘剑、陈杨、陈盈盈、梁敏

伴随着去年延续至今的港股上市热潮以及科创板的落地,通商律师事务所就“新经济行业之上市策略与风管”这一话题携手上市及未上市企业的法总进行了探讨,通商所
合伙人张新阳担任议题主持。

本场参与的企业嘉宾有:小米集团总法律顾问孙豳、美团点评法务高级总监/投融资法务总经理刘剑、华兴资本集团法律总监陈杨、美联国际教育法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陈盈盈、以及Keep总法律顾问梁敏。

通商所合伙人张小满在主旨演讲中将新三板、A股、港股、美股,以及CDR(中国存托凭证)这些新经济企业上市路径进行了分析和对比,并对科创板进行了解读。

张律师提示道:“以为是互联网企业就可以上科创板,这是误读,还是要求你有硬核科技在里面。”

在随后的嘉宾讨论环节中,数位企业发言嘉宾分享了自己的个人观点。孙豳说,小米香港上市的其中一个挑战是,由于小米集团业务包括互联网、电商、硬件等多个领域,其中的业务逻辑、法律逻辑和法律合规问题错综复杂。“按照帮我们上市的中介机构的评价,这等于是做了七个上市,”她说。

刘剑也表示,美团同小米一样业务众多,且上市过程中又有并购和新业务上线等大动作。“在上市的过程中,我们要把这些动作都考虑到我们的上市招股书里面,这些都对我们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他说。

陈盈盈通过统计数据指出,由于A股上市依然存在障碍,目前海外上市依然是教育企业的首选。


下午场

定性“差额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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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王强、林海权、张皓亮、吕琦、周波

随着金融的不断创新,原来传统的担保方式逐渐被“差额补足”取代。瀛泰律师事务所主任周波、合伙人吴迪选取了“差额补足”这一金融纠纷中一直以来存在争议的话题,携手企业嘉宾和专家学者进行了探讨。

与会嘉宾及包括北京仲裁委员会国际案件处处长张皓亮、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林海权、中国民生银行法律部副总经理吕琦、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王强。

吴迪通过案例,对“差额补足”的定性用现有法律概念和规则进行了解释和分析。从仲裁的角度,张皓亮表示争议解决机构会优先看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的商业实质。不过张皓亮补充道,北仲在不需要认定“差额补足”性质时不会做认定,以减少对外部机关和其他合同的影响。

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林海权则表示,最高院同其他级别的法院不同,除审理案件外,还承担着制定裁判规则的功能,因此
定性是前提。

尽管如此,林海权坦言,对“差额补足”的界定实际上很困难。如今担任仲裁员的他表示:“对于新型纠纷的处理,仲裁可能比法院更有利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近期与最高院及监管部门做过探讨的王强说,“差额补足”更多的被官方认定为非典型担保措施。而从企业法务的角度,他认为差补义务和传统的保证义务是有明显差异的。对于如何规避风险,他认为其中一种解决途径是在合同中明示不属于担保。


下午场

一带一路、能源、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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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王霁虹、张伟华、高伟、郑凯、郝利

“一带一路”背景下,能源项目如何走出去?对此,中伦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王霁虹、合伙人郝利围绕这一话题与来自物流、投行、以及能源公司的高管展开了讨论。

王霁虹说,在做“一带一路”项目的过程中,她感受到了中国律师在项目中的不可替代性。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她表示国企的全球资产和项目都在政府监管之下,因此每一个海外投资项目都会遇到不时而来的中纪委巡视组到访,这就必须要有中国的律师来应对。“从我个人的经历上来说,[项目]全程都离不开律师,我们几乎是跟境外项目的领导们分分钟的沟通,一天24小时待命,”她说。

联合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张伟华表示,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级不高,使得项目融资上会遇到一些阻碍。但另一方面,当西方一些大型企业遇到合规等问题而无法进入某国市场时,恰恰是中国企业的机遇。“中国的买家已经成为了全球重要的力量,”他说。

CLSA中信里昂企业融资及资本市场董事总经理郑凯提到,一带一路沿线的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大的人口优势,这对于新能源企业是个很大的潜在市场。在融资方面,他建议致力于全球化的企业考虑设立海外融资平台,对企业的发展会提供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谈及这两年中资机构的崛起,张伟华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内资律师事务所也逐渐的积累了服务的能力,中国的投行也参与到境外服务投资的领域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伟观察到,现在香港上市项目基本上都是中国投行和律所来做,而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将总部转移到香港,实现了国际化。


下午场

聚焦破产法新规定

CBLJ-Forum-Focus-on-new-rules-of-bankruptcy
从左至右:黄建洲、路少红、许德峰、郑志斌、高美丽、石锦娟

最高人民法院于3月28日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司法解释三),聚焦债权人权利行使的相关法律问题,引发了业界的热烈讨论。

大成律师事务所选取了“企业破产:不良资产处置、纠纷”这一话题,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对司法解释三进行了解读。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美丽、郑志斌、路少红、石锦娟、黄建洲,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德峰参与了本次的讨论。

郑志斌针对为债务人提供的借款问题,对司法解释三提出了两点疑惑:(1)借款将参照共益债务优先受偿,但显然没有列为共益债务;(2)借款需要进行债权人会议,这又为借款增加了难度。“我们现在的破产程序当中,债权人会议基本上形同虚设,”他说。由此,他建议可以与拥有债权占总额70%到80%的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合作。

尽管司法解释三体现了最高院优化营商环境的愿望,但路少红也担心债权人会议能否形成有效决议。“目前司法解释三对资产处置程序上的要求,是不是能够与《破产法》效率兼顾公平这样的整体原则相一致……这是值得思考的。”

黄建洲从管理人角度认为,司法解释三增加了管理人的风险。“单个债权人的知情权是应该保护的,但问题是知情权保护的边界应该做到哪里?”他说。

高美丽提到,在共益债务领域,国内不同地方的法院操作是不同的。此次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之间在破产前订立有仲裁条款或仲裁协议的,可以依照原来的协议去仲裁。这使得许多债权人在自己能主导的情况下,将争议解决条款改为仲裁,以避免进入破产程序后在债权认定口径方面的差异。


下午场

数据合规与出口管制

CBLJ-2019-Forum-Data-compliance-and-export-control-law
陈际红(左)、张国勋

在上午的“企业合规管理”会议中,中伦律师事务所选取了高管责任、证券合规等话题进行了探讨。下午的圆桌会议环节中,中伦所权益合伙人陈际红、顾问张国勋分别就数据和出口管制方面的企业合规要点做了讲解。

陈际红说,数据已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企业的数据应用能力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2018年被称之为中国“数据合规元年”,在立法上,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的配套法规仍未落地。而执法上则呈现各部门“九龙治水”的局面。

此外,陈际红提到,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注意境外立法的影响,包括GDPR(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Cloud Act法案(《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美国CFIUS法案(《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法。“数据合规就是要解除风险,我们如果能够把数据合规变成数据管理,这会提升一个档次,”他说。

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张国勋列举了反倾销等贸易风险,并表示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执法力度最大,罚款金额之高可能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很多企业知道风险的存在,但是他们把这当成是一个机会、机遇,”他说。

张国勋表示,美国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具有“域外管辖”的效力,而目前“一带一路”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美国制裁制度的影响,因而企业要注重商业防范。“高管必须要认识到出口管制是置于商业利益之上的合规要求,是公司的战略,”他总结道。

关于圆桌会议环节的报道根据会议速记稿整理,与会企业嘉宾及专家学者的发言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属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