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保单，失落的契约（上）

民事合同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订立的合同。尽管属于民事合同的范畴，保险合同却有其特殊性。保险合同通常是格式合同，由保险人即保险公司提供。投保人作为格式合同的被动接受者，在投保时通常被视为弱势一方。考虑到保险人有可能利用其缔约优势,在格式合同中设定排除保险人责任的“缔约陷阱”，为保护投保人在缔约时的知情权，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法》设立了保险人免责条款效力限定制度。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司法实践中，上述规定疑似存在被误读甚至滥用的情况。在一起保险理赔纠纷中，某保险公司甚至怀疑自己落入了“制度陷阱”，只要它不能证明投保人签收保险合同，被保险人的任何损失，无论是否系保险事故导致的损失，保险人均需赔偿。

案情回放

2012年某月某日，一吊车司机操作一辆特种车辆进行大型设备吊装作业，操作过程中车辆上的起重机吊臂断裂、底盘撕裂，吊装设备坠落地面。车辆未发生碰撞、倾覆。事故发生后，车主张某向保险公司报案。保险公司委托某公估公司对现场勘验，并委托鉴定机构对事故成因进行技术鉴定。

勘验及鉴定结果是，车辆吊臂的液压缸底座铸件存在质量缺陷，吊装过程发生底盘撕裂、吊臂断裂。张某将事故车辆返厂检修，厂家出具说明为“车辆长期疲劳、超荷载使用造成损坏”。公估公司基于上述情况向保险公司作出拒赔建议，理由为本次事故并非保险事故，被保险车辆损失不属于保险条款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公司因此拒赔。张某不服拒赔理由，以未收到保险合同为由，不承认保险合同全部免责条款，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车辆损失。

保险公司称，张某在事故发生前一个月内曾就该事故车辆投保特种车辆车损险，投保时保险公司根据张某提供的地址已经邮寄送达了保险合同及保单、发票。诉讼中，张某声称只收到了保险费发票，没有收到保险合同保单。

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投保时并未亲自签署保险合同及保单，相关文件上投保人签名系保险公司代理人代签。已有证据不能证明保险公司向投保人交付了保单以及就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向投保人进行了明确告知和提示。基于上述情况，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车损赔偿责任。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因为保险公司不能证明履行保单交付义务导致在非保险事故中保险人被判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例并非个例。类似案例中，法院多数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无约束力为由，判令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探究这些案件的共性，大体上都是这样的情况：投保人缴纳特定险种的保费，但未在保险合同和保单上亲笔签名。非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要求理赔，保险人以不属于保险事故为由拒赔，投保人起诉。

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认定保险合同关系成立，依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认定免责条款不生效，进而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裁判中，尽管认定保险合同关系成立、免责条款不生效均无问题，但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却于法无据、于情无理，裁判逻辑值得商榷。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造成损失的事故是否属于保险事故是保险理赔纠纷案件的基础性事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保险人的保险责任范围无从谈起。

其次，保险事故范围的描述性条款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有根本区别，确定其法律效力适用的法律规定不同。

再次，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效力限制也不能随意扩大至保险责任归责条款。

最后，在认定保险合同关系成立的情况下，完全脱离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以及赔付条件，直接裁判保险人赔偿损失背离了保险合同的契约精神。

我们将会在下期的专栏文章对上述思考要点进行详细分析。

徐宕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骆慧超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