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律师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下的女律师们也有着独特的执业历程。高小云（Alice Gartland）采访了中国杰出的女性律师，为您讲述女性在中国法律界的点点滴滴

在英美两国律师事务所的长廊和管理委员会会议上，性别平等是一个日趋热门的话题。但是中国法律界尚处于“讨论多样化问题的发端阶段”，香港Asia Legal Resources公司总裁Beth Bunnell说。

其中一个原因是，对许多女士而言，性别对她们没有什么实质影响。就算有，那也是“做女人挺好”，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中国业务部主管陈剑音说。她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担任高级管理职务意味着“你能得到不少尊重，同时你能得到[和男性]一样的机会”。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王霁虹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女性身份[对我的职业]的影响基本上是正面的。”

富而德律师事务所中国区主席高育贤近日被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任命为非执行董事，显示出这一地区女性律师的实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女性律师队伍主导了中国市场的国外法业务，高育贤、陈剑音和孖士打律师事务所亚洲区董事会主席及高级合伙人罗婉文都是这支队伍的一份子。

这一趋势令人印象深刻，并为全球法律界树立了鲜明的榜样。“事实证明，女性的能力与男性一样强，这一点已经受到了今天大多数人的认可。”中伦律师事务所驻上海高级合伙人李红表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还不错。”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东力说道。

这些不禁让人以为在中国法律界打拼的女律师们有一条平坦的职业晋升之路，但实际情况却比人们所想的复杂一些。

在外国律所从事中国法业务的中国女律师可谓前程似锦，因为中西合璧是“一种强有力的结合”，高盖茨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李雅美（Amy Sommers）表示。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应付这种挑战，行走在“文化钢丝上能令人筋疲力尽”。由于这个原因，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中国律师都有可能最终放弃外国律所，宁愿在中国律所工作。

在国际妇女节当天，李雅美和Bunnell在伦敦“国际女性律师峰会（International Women in Law Summit）”上联名发表了两人的文章《全球化对女性职业的作用和影响：论中国法律职业界的女性》。这次峰会由英格兰及威尔士律师协会与美国全国女性律师协会共同筹办。

本次峰会旨在识别和探讨女性律师职业晋升之路上的各类障碍，并发表峰会宣言，以便日后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更积极地推动工作，帮助女律师应对职业道路上的阻碍。

李雅美和Bunnell的文章指出，虽然中国女性律师身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可供世界各地的女律师们参考，不过中国女律师仍然面对着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

“目前还没有多少问题遭人抱怨。不过，在潜在的问题变得难以应付之前，可以做好应变的准备。”Bunnell说道。

加诸女性身上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还远未消除。在祝贺中国法律界女性成绩斐然的同时，或许也是时候应该思考她们成功背后的原因了。相应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她们的故事和经历能为我们勾画一幅蓝图，告诉我们女性在中国法律界可以如何发挥才能、如何更上一层楼。

《商法》采访了一些在中国工作的杰出女律师，进一步了解她们的经历、她们面对的挑战以及事业成功的秘诀。

深度发掘

引起大家关注的，并不只是女性律师在中国能够晋升至业界顶端那么简单。由于中国的法律体系相对年轻，加之社会主义男女平等政策造成的历史和文化影响，因此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做一番比较是颇有趣味的。

1979年，中国的注册律师人数还不到200人。到了2010年，全国律师人数已增至20万6000人，据粗略估计，其中女性律师的比例为22%，达到45000人以上。女性外国律师和公司法务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要确切知道女性合伙人的比例不太可能，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虽然每年迈入法律职业界的女性人数与男性持平甚至超出男性。不过，中国合伙人级别的女性律师人数依然大大少于男性。类似的性别失衡现象也存在于中国的司法机关中。

“在美国和英国，在过去的15至25年间，法学院开设的课程中男女比例大致相当。不过，在律所合伙人这一级别，女性合伙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如美国女性合伙人所占的比例平均约为15%。”李雅美说。

李雅美“很有兴趣关注[中国]相对较新的[法律服务]行业，看看中国女律师今天所面对的问题，是否正是继承英美法律传统的国家曾经出现过的。”

李雅美和Bunnell曾对中国女律师做过一次问卷调查。受访者大部分都在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本土律所工作。调查旨在研究各受访者的性别对其职业的影响。调查结果请见第26页附栏。

调查结果有一点让人惊讶，“受访者颇为确信，一些在英美法律界常常引发讨论的性别差异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在西方国家，“女性律师一般会抱怨报酬偏低、得不到好的委派或表现机会、在开会时遭人漠视等问题。”李雅美说。她和Bunnell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女律师并不受这些问题困扰。

然而，上述受访者的回应却与两人的另一项调查结果形成鲜明对比：“只有16%的受访者认为她们的女性身份对其职业产生了正面影响，33%的受访者表示女性身份造成了负面影响。38%的受访女律师还认为，在中国女性身份对升职和在事业成功的负面影响比在英美更严重。因此，在某些方面 [李雅美和Bunnell访谈的女律师]表示她们的工作较为顺利，但同时她们也承认女性身份对其职位高低造成了负面影响。”

两人的文章还从受访者的经历中提炼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话题：兼顾工作、家庭和养育子女所造成的影响；强调以辛勤工作克服困难的务实作风；充分利用女性特质的重要性。文章还指出，某些执业领域，尤其是诉讼，对中国的女性律师而言更富挑战性。

上述这些探讨话题，同样也反映在接受《商法》访问的女性律师的职业历程中。

起步阶段

一些受访者表示，存在着男性求职者在单位招聘初期更受青睐的现象。然而，女性毕业生通常比男性更优秀的看法，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今天，毕业于顶尖法学院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晓红说道。环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嘉瑛也有同样的看法：“在法学院，女生的表现通常比男生好。女律师的竞争压力来自其他女律师，而非男律师。”

这一点在毕业生招聘阶段就开始体现出来了。“我们新招聘的毕业生大部分是女性。”CMS,中国管理合伙人邬丽福（Ulrike Glueck）介绍说。原因是什么？“在我们要求应聘者做的评估测试中，[女性]的表现更出色。”

许多受访者认为，在从事律师工作的最初几年，性别差异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职业生涯的初级阶段，如果你能证明自己有能力，那么无论你是男是女，都会被选中接手项目。”罗婉文说。

虽然女性律师在工作初级阶段的表现明显更优秀，但她们不应该为此沾沾自喜。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曾于2008年至2011年担任上海市女律师联谊会副会长的孙志祥认为：“学法律的女大学生应该在大学阶段准备得更充分，以便应付日后的挑战。”

业务拓展

李雅美和Bunnell的研究还显示，中国女性律师的成功还得益于她们能运用人脉来发展业务。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看重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受到中国律所“论功行赏”的传统组织模式的影响。女性律师们从一开始就能意识并且了解到发展人脉的重要性。

“美国女性总是觉得，依靠人脉有可能会引起尴尬。”Bunnell说道。美国女性倾向于在业务和人际关系之间划清界线，但是在中国，“[女性]不认为需要划出这样的界线”。

“[其他国家的]女性律师的确可以通过效仿中国女律师对人脉的运用而获益匪浅。”李雅美补充说。上海理德律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何丽娟表示：“中国律所的女性律师，特别是女性合伙人和高级律师，必须要关注于拓展新的业务。”

“中国律所的女律师想在职业阶梯上不断攀升，需要有更强的业务拓展意识并且更清楚要成功完成哪些任务。”富而德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主管合伙人汤玛丽（Melissa Thomas）说，“国际律师事务所长年以来非常关注专业能力，而不太重视拓展业务的能力。”

中国的律所文化有助于女性律师拓展业务。不过，我们的受访者普遍感受到，男性律师在争取新客户方面更为积极进取。相比之下，我们采访的许多女律师则是凭借更为渐进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业务，比如通过他人介绍客户、通过不断地积累自身经验和树立自身在业界的名望。另外，虽然女律师们未必能轻松地赢取新客户，但是受访者普遍认为，女性律师在保持客户关系方面远胜于男性同行。

“我很善于保持与客户的关系。一旦客户看到我的工作能力，他们就不会离开了。”李东力说。陈剑音认为，待人接物“更为和风细雨”有助于你与客户成为朋友，使彼此间建立起信任。

“[作为一名女性]，你有更好的沟通能力。出于这个原因，客户们更喜欢女律师。”王霁虹说。

中国女律师们善用其女性特长的务实作风和能力在业务拓展方面显得尤为重要。李雅美和Bunnell发现，她们采访的许多中国女律师并不介意利用客户眼中女性具有的特长来加强她们的优势。“如果客户认为女性更注重细节，她们就充分发挥这一特点；如果[在客户眼中]女性有良好的沟通技巧，那她们就会着重突出这方面的能力。”李雅美说。

金杜律师事务所驻上海合伙人胡梅（Meg Utterback）在离开了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之后，于2010年加入了合并前的金杜律所，她对金杜提供的新业务平台赞不绝口。“一个外国的女律师在中国一个受总部遥控的小办公室工作，除了把注意力放在业务拓展上，还要负责许多其他事务，这样的工作十分艰巨。现在我能得到同事更多的支持，还获得了更大的业务平台。现在要让人聘请我做法律顾问比以前容易多了。我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律师，像我这样在中国本地律所工作的西方女律师并不多。我说的是中文，却长着一头金发，又具备国际经验。没有这些，我去开会时恐怕也不会那么引人注意。”

工作、家庭两不误

“又要工作又要做妈妈实在不容易。律师是提供法律服务的，我们应该为客户提供高素质的服务。这就意味着我们常常要工作到很晚、要在周末工作，为了满足客户需要，还要在接到客户的临时通知后改变原先与家人和朋友约定好的计划，”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芳说。

虽然有这样的挑战，但是何芳认为还是值得的，因为“[做一名律师]可以增长你的知识、经验和自信，是一份收获颇丰的工作。勤奋工作也能为我们的孩子树立一个积极的好榜样”。

中国的家庭结构或许有助于舒缓这种压力。与西方的家庭结构相比，中国的能给予孩子父母更大的支持，因为祖父母一直以来都很乐意分担抚养孩子的责任。此外，中国对雇用家政服务人员处理家务的接受程度比西方国家高，因此中国女性能够更容易地去外面请人来处理家务。

胡梅也认为，她的中国同事所具有的务实作风值得外国律师借鉴。她说：“我需要为我的职业尽力而为，我相信我的孩子会因此过得更好。我工作是为了抚养她。我从周围的中国同事身上学到，如果我所树立的榜样已经能激励孩子在长大后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我或许没必要整天都陪在她身边。”

中国文化的确为长时间工作的女性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因为有父母、公婆和家政服务的帮助。

中国女性律师出国留学而把孩子留在国内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中国，抚养孩子的方式与西方不同。

仍然不容易

“年轻的中国女性要承受很多压力。就算她们在经济上有能力负担家政服务，身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在社会眼中依然在抚养孩子、照顾老人和丈夫方面负有更重的责任。”汤玛丽说。但是，正如环球律所驻上海律师王嘉瑛所说，律师这个职业的特点是“你想更加出类拔萃，就必需准备好牺牲更多”，因此女律师们要在照顾孩子、老人和丈夫方面达到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似乎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热爱你的职业，同时喜爱这份职业带来的挑战。你必须勤奋工作、自立自足。”何丽娟说。

由于许多女律师选择去做公司法务，保持自身的业务能力对各律所而言越来越成问题。有些女律师则暂时放下了成为合伙人的奋斗目标，只担任法律顾问。

“想办法让律师挺过最辛苦的高级律师阶段，并带领律师们最终成为合伙人，这是我们正努力达到的一个目标。”汤玛丽说。富而德律师事务所在亚洲设立了“女性高级律师培训计划”，旨在帮助女律师们应对她们遇到的困难。“我们想确保那些渴望成功、也有才能和潜力取得成功的人都能有机会实现目标，而不是达到某个阶段以后就沮丧地离开。”汤玛丽说。富而德的培训计划让男性和女性合伙人担任培训导师，让女性高级律师“有机会思考她们面对的问题，并开始建立她们晋升为合伙人所需要的业务表现。”

帝斯曼中国总法律顾问王雪珍是帝斯曼集团全球法务管理团队的唯一女性成员。她帮助公司开展的“女性职员激励网络（Women Inspired Network）”项目，也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女性职员步入公司的高级职员之列。王雪珍说：“女性有时候羞于说出自己的工作情况。作为管理人员，我们需要提供更多的工具、体制、培训项目和活动，以便更好地了解她们的情况。”

如何兼顾两者？

“兼职工作[在中国]并不是很常见。”邬丽福说。虽然律师事务所或许会允许律师做兼职工作，但是在许多女律师看来，兼职工作并不是她们在生完孩子后重返工作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式。很多人把弹性工作时间视为兼顾工作和家庭的一种途径，但是这种工作模式的执行情况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团队情况和管理者的管理方式。

那么，女律师们是怎样做到两者兼顾的呢？

“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取得平衡并不容易。”李红说，“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现在，随着我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日益丰富，我已经学会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如果你能与自己的团队做好沟通，并且营造一个正确的工作文化，你的工作就能更有效率。我定下了明确的工作质量和职业道德标准，要求团队成员有高水准的工作表现，并且创造一种工作环境让每一个人都把精力用在工作和建立团队精神上。这样做可以让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发挥出自己的才能和潜能，让每一个成员都能有更强的责任心和自信心（当然也会有更大的压力），他们的工作也能变得更加独立、积极，当然同时也会始终注意工作的质量。这使我能有更多时间做市场推广工作，以及身为管理合伙人应担负的行政工作。”

许多律师“十分想要得到指导和支持。”胡梅说，“我自己就负责指导一些刚晋升的合伙人，同时也有一些中国女律师负责指导我。指导的重点放在管理事务和如何兼顾工作和生活上。”

沟通网络

我们的受访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律师意识到，建立一个沟通网络让同事之间相互提供支持和指导对推动她们职业的发展十分重要。这个沟通平台可以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胡梅介绍说，金杜律所在上海的女合伙人“每个月都会一起出去逛一次街、吃一顿饭”。接受我们采访的女律师们也指导自己律所刚入行的女律师，与她们做知心朋友，并帮助她们看出将会面对的更为棘手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她们的晋升过程中未必会立即显现出来）。

奥杰律师事务所中国区总裁施煜琼、美迈斯律师事务所驻北京合伙人郭冰娜携手创办的职业女性交流平台3WC（Third Wednesday Night Club）已经于今年启动。施煜琼说：“我们依然认为，就全球而言担任高级职位的女性人数还不够多。职业女性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互相交流，分享她们的共同兴趣，探讨商业交易和经济动向，分享如何在兼顾工作、个人生活和兴趣爱好的同时工作得更有效率。”

胡梅发现，你是一位女律师并不意味着你只能将自己局限在女律师的社交网络中，在性别和业务范围方面扩大自己的交际网络是明智之举。

“与人交流、去世界各地旅行、参加各样不同的活动能让你开阔眼界、让你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客户的需要。”李红说。

向前看

“事情不会一夜改变，变化过程是渐进的。”王雪珍说。而中国法律界的变化步伐十分迅速，Bunnell说：“十年或二十年后，中国法律界将与今天大不相同。”

“顺其自然。”罗婉文说，“律师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精英职业。获得晋升是因为你的工作表现和优势。”步入律师行业的女性“现在远远多于男性”。

“我们[孖士打律师事务所]的聘用和晋升决定都是基于一套关键业绩的评核指标。我们看重的是谁有更聪明的法律头脑，以及谁有更出色的业务拓展能力。这些与性别无关。”

同样地，能否成为合伙人也取决于是否有“出色的商业交易案例”，邬丽福表示。

需要作出改变的并不是只有外聘律所而已。“各个企业也需要有更多女性决策制定者，包括女公司法务。”王雪珍说，“这样对律所工作的改进也有帮助。”

无疑，中国法律界的女性从业者拥有不俗的才华，她们正在为其他国家的女性树立杰出的榜样。

中国法律职业界作为一个整体目前需要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借鉴这些法律界女性先驱的经验，确保有更多、更优秀的新一代女性律师能够登上职业阶梯的最高一级，并且能广泛分布于各个
执业领域。

设定目标？

国际女性律师峰会的峰会报告将于今年10月出版（李雅美和Bunnell正是在这次峰会上发表了她们的文章）。峰会报告将总结会议期间与会者提出的各项建议，帮助法律界的女性从业者扫清其晋升道路上的各种阻碍。

峰会报告可能会建议各律所根据自身情况，为本律所合伙人级别的女性比例设定相应目标。这个建议旨在使各律所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协调各部门之间做好安排，以便实现设定的目标。

为女合伙人比例设定最低指标或许是推动机构变革的一项有力措施，但是或许有人会将此视为对坚定奉行唯才是举原则的律师界的挑衅。

不过可以确信的是，这肯定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执业领域差异

李雅美和Bunnell的研究调查显示，诉讼业务对女性律师而言是最富挑战性的执业领域。这是因为诉讼会将律师置于一个富有攻击性的环境中，有时甚至会涉及人身伤害。通常，诉讼律师需要与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人员打交道，而打交道的方式是许多女性律师所厌恶的。

《商法》采访的一些律师十分赞同这一看法。接受《商法》采访的一位女法官认为，对饮酒的重视和侧重男性喜好的娱乐活动使许多女性对诉讼领域望而却步。

曾经负责诉讼业务的一位商业律师表示：“诉讼会使许多女律师觉得不舒服。律师需要花很多时间建立关系，参加社交活动，以致减少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

但是问题并不只是难以兼顾工作和家庭而已。另一位律师表示：“案件的裁决并不总是基于当事人的证据和能力做出的，‘关系’也可能影响裁决。”

在司法机关的高层职位中，女性也属于少数群体。或许，司法机关运作的大环境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一位在中级人民法院工作的女法官介绍说：“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参加社交活动，需要喝酒。但是如果这样做让我觉得不舒服，我就会拒绝。我坚持着自己的工作方式，但这并不总是对我的职业前程有帮助。这是我过去八年来未能升职的原因之一。”

在沉思上述观点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注意，中国的法律服务行业包含了广泛的执业领域和工作环境。因此，硬是要对女性律师在业界的角色做一个总体上的判断或许是不合理的。我们采访的许多律师选择通过细分执业领域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做更有帮助。国际法和公司法业务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不过也不像许多人想的那样有天壤之别。

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女性在诉讼领域和司法机关中取得的成功和展现的业务能力。世事总是在不停变化。“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步入了诉讼领域。”在中院工作的女法官说，“为什么呢？首先，通过司法考试对女生而言更容易[女生更会应考]。第二，[法官]这个职业虽然收入不算高，但是稳定、体面。不过，对于需要为家庭承担起更大[经济]责任的男性而言，[法官]可能不是一个理想的职业。第三，女性更有耐心也更包容，在作出裁决时也更慎重。由于这些原因，我认为这份工作更适合女性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