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争议案件中的涉外先决问题（上）

在国际私法中，争议问题的解决如果需要以首先解决另外一个问题为条件，这时可以将争议问题称为本问题或主要问题，而把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称为先决问题。

目前中国对于先决问题的司法审判尚未引起重视，其在解决方法、程序、效力、救济途径等方面的空白或缺陷已困扰司法实践。限于篇幅，我们先在本文上篇列举两个实例来剖析跨境争议案件中的涉外先决问题。

案例一

因审理主要问题的中国法院对“先决问题”无管辖权而向其提出中止审理。A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存续的外商独资企业。其BVI母公司以一份《BVI公司董事会书面决议》（最初决议），免除S该BVI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授权签字人职务，授权新人代表BVI公司签署两份免职任命书，免除A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K和董事S的职务。

最初决议上签名的董事均为外籍人士（部分人士为美籍或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且该决议在境外签署（美国和香港）。A公司的新一届董事会成员随后作出《A公司董事会书面决议》，授权A公司的新任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D保管和使用A公司所有证照和印章。

该案的主要问题为：程序上D是否有权代表A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实体上S和K是否应向A公司返还证照、印章，该主要问题属于国内法问题。该案的先决问题为：最初决议的合法性，该先决问题属于涉外法律问题。

我方客户就上述先决问题在美国提起诉讼。本案程序上和实体上的主要问题的解决需要以解决上述最初决议的合法性为前提。我方客户在美国某法院提出了关于衡平法救济、确认性救济、禁止性救济和损害赔偿的诉讼，提出了包括要求法院确认最初决议无效在内的13大项诉讼请求。

中国法院对上述先决问题无管辖权；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国法院对该先决问题具有管辖权，但因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国境内，决议签署地在境外，决议的准据法不适用中国法律，因此中国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而由美国法院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根据当时有效的《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136条（即现行的《民诉法》第150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接受申请的中国法院应中止审理该案。

不过，当事双方随后就整个跨境争议达成了和解，因此本案没能成为此类以境外法院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中止境内审理的先例。虽然我方客户取得了完全胜利，但我们还是对本案未能成为先例而略感遗憾。

案例二

中国法院对“先决问题”有管辖权但不方便审理而对案件做出中止审理裁定。原告巴鼎公司同样为外商独资企业，其股东是境外的香港公司。香港公司唯一的股东是澳门公司，后变更为股东A与B。随后香港公司免除了Y巴鼎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的职务，任命了新法定代表人。

该案的主要问题是：巴鼎公司诉请Y返还公司证照的合法性，该问题属于国内法问题。该案的先决问题是：香港公司的股权转让和相关股东会决议的合法性，该问题属于涉外法律问题，具体为涉港澳台先决问题。该案审理过程中，香港公司的原股东澳门公司已向香港高等法院就上述先决问题提起诉讼，请求确认A、B非香港公司股东。

虽然先决问题属于股权确认纠纷，作为诉讼标的物所在地的中国大陆法院可以行使管辖权，但是因为香港公司的股东身份或股权份额的确定涉及公司注册地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在香港公司已经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中国大陆法院的判决并不能必然得到香港的司法承认，而且对相关事实和法律的查明也有困难。

本案与香港高等法院就上述先决问题的审理结果有直接关联。鉴于本案须等待上述案件的审理结果，无法先行做出判决，中国法院依照当时适用的《民事诉讼法》（2007年修正）第136条第一款第（五）之规定，中止了对本案的审理。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结合上述两个真实案例对跨境争议中的涉外先决问题进行总结，并阐明涉外先决问题的情形、解决方法、审判步骤，并摘录其裁判要旨。

作者：胡光律师事务所顾问陆怡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