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企业来说,疫情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有轻装上阵,重头再来的可能。王雪晴为您解读中国破产和重组领域的最新进展

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视频网站,乐视网曾在2015年创下1700亿元的市值历史高点,如今却负债逾百亿并被强制退市。其创始人贾跃亭因为乐视系公司提供个人担保而负债累累,但学习会计出身的他决心用个人破产这一法律工具自救。

5月21日,贾跃亭基于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的个人破产重组方案获得了加州中区破产重组法院的最终确认和通过。

尽管曾被美国司法部下属受托人办公室(US Trustee)指责“持续地进行不诚信行为”,但贾跃亭利用个人破产制度这一行为本身还是为身陷囹吾的企业家提供了借鉴。在中国,由于国家层面的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破产”成了许多企业家抵触的词汇,“中国的破产法是半部破产法”的说法由此而来。

“[民营]企业对外融资基本上都有实际控制人做个人连带担保。这导致即使企业可以通过破产清理债务,但企业家本身的担保责任很难在企业破产过程中得到免除,”植德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张文良说,“没有解决个人破产问题,大量民营企业家很难彻底卸下包袱、轻装上阵。”

浙江省、江苏省的地方法院近来已开始试点具有个人破产实质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制度,而近期《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征求意见稿)》在深圳市市人大常委会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意味着全国首个个人破产立法将可能在深圳实现。

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合伙人乃菲莎·尼合买提认为,这一立法趋势反映出实践先行、自下而上的立法思路,通过总结和归纳试点地区的优秀实践经验,指引全国性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构建。“个人破产制度的出台或许将早于各界此前的预期,”她说。

由于民营中小型企业在疫情中首当其冲,个人破产作为一项旨在拯救“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的制度,近来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企业家因公司破产而陷入财务困境,而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公司破产甚至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涌现。

据《法制日报》和新华社报道,全国法院2019年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包括破产重整)8436件,同比上升14.8%;审结4500件,同比上升174%。单上海一地去年全年共审理破产案件750件,同比上升83.4%。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企业都处于一个信用宽松的环境中,不少企业发展粗放,通过大量的并购和负债来扩大规模,”张文良说,“而在整体信用环境紧缩后,一些企业由于存在大量‘短债长投’的情况,经营净收入覆盖不了财务成本,而爆发一系列问题。”

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今年的疫情或成为压垮一些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面临财务困境时,企业都有哪些出路?参与破产案件的各方应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

审理提速

今年以来,疫情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常驻北京和广州的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邦炜预计,将有大量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在不久的将来陆续进入破产程序。中国现有的司法资源能否承受住这一挑战值得关注。

“虽然2019年各地已经有八家破产法庭陆续成立,全国多地破产管理人协会陆续建立,破产管理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供给的增量能否满足实务中骤增的案件需求,目前还不容乐观,”徐邦炜说。

中咨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韩传华则表示,破产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或许是案件审理速度不能求快的原因。“求快可能质量上就会有欠缺,”他说。

案件骤增的挑战增强了破产相关制度的建设和实施的紧迫性。今年4月,最高院印发《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旨在从多方面提高破产审判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

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栗健表示,根据该意见,信息化技术将在公告、通知、债权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等破产审判程序中被充分运用。“[意见]一方面将疫情期间推行的线上债权人会议方式进行了常态化适用;另一方面,认可了债权人会议非现场表决方式的效力,并对其表决方式与流程进行了规范和细化,”他说。

同时,意见还强调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这为企业法定代表人、出资人、实际控制人等恶意侵占、挪用、隐匿企业财产,或者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违法行为敲响了警钟。中咨所的韩传华表示:“预计不久将来,破产案件中打击逃废债的情况会明显增加。”

在对破产重整支持政策出台的同时,各地法院普遍对因疫情原因造成资金困难的破产案件,持有更加审慎的态度。尚公律师事务所驻北京的高级合伙人孙卫宏表示,部分地方法院出台政策,对主营良好但受疫情影响而暂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企业,一般不应认定该企业具备破产原因,债权人申请破产的,依法不予支持。因受疫情影响,企业破产重整期间投资者招募困难或者无法制订可行重整计划草案的,破产重整时间可适当延长。

预重整制度

中国《破产法》规定了破产重整、破产和解及破产清算三种程序。此外,发展迅速的预重整制度或将为受疫情冲击而暂时陷入困境、但尚有重整价值的企业带来一丝曙光。预重整的核心思路是在债务人启动正式的破产程序之前,预先征集债权人对重整计划的支持,一旦实现这一目标,就立即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并同时提交已获得债权人支持的重整计划。

徐邦炜表示,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很多原本经营状态良好的企业也濒临破产,而这些企业其实很可能随着未来疫情形势的好转、经济的逐步复苏而起死回生,因此具有较高的重整价值。对于这些企业而言,预重整制度有助于“避免企业的商业价值因进入正式破产程序而受到重创,同时促成各方尽快达成重整方案”。

目前,预重整制度已经在全国多个地区付诸实践,北京、浙江、深圳等省市的法院或破产法庭也正式颁布了关于预重整的详细规则。中伦所的乃菲莎表示,预重整模式下,司法机构保持了一定的谦抑性,通常较为尊重债权人债务人共同选定管理人的权利,同时也较为尊重各方在预重整阶段共同达成的商业交易安排。“预重整作为法庭外债务重组,更有利于债务人债权人灵活谈判、达成一致,”她说。

在整体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关联企业相继破产的情况也会更为常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期裁定批准中航世新安装工程(北京)有限公司及中航世新燃气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计划,标志着北京市首例实质合并重整案的审结。徐邦炜提到,该案充分发挥了预重整制度的功能作用,提前就重整计划草案与主要债权人、意向投资人进行磋商,最终从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到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仅用时43天。

不过预重整制度还有着不完善之处。乃菲莎表示,《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15条虽然规定了庭外重组协议能够有条件带入重整计划,但由于目前还没有明确的预重整规则,预重整达成的商业交易在破产程序下存在不能完全得到尊重的风险,这也打击了更多企业选取预重整方式进行债务清理的积极性。

平衡利益

在破产程序中,平衡债权人、破产企业、重整方,以及管理人等各方的利益一直以来是个难题。乃菲莎说,破产程序作为司法程序,整体程序的控制权始终在司法流程的掌控下,并不真正属于某一方:“重整计划的达成是投资人、债务人、债权人(特别是债权人委员会)等多方博弈的结果,各方都存在无法实现其全部商业目标的可能性。”

据她观察,在她近期参与的在华企业破产案件中,债务人意识到了破产重整程序、破产和解程序本质上是司法程序下的商业交易行为,因而有意愿主动进入司法程序集中清理企业债务。另一方面,债务人股东、债权人等各方主体,多数对司法破产程序不再持有抵触或是放弃的态度,而是转为积极争取。

尽管如此,受访专家还是观察到破产程序参与各方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债务人。天元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黄冠提到,在履行管理人职务过程中,存在债务人不配合的情况。“债务人不配合,导致财务资料和破产资产管控无法达到预期,”他说。对此,他希望法院赋予一定的强制力,避免由于债务人不配合导致破产程序不能有效推进。

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刘培峰也表示认同。“我的建议是,从制度设计上,赋予管理人申请公权力协助的权利,或明确规定,管理人履职过程中遇到障碍的,法院接到管理人的申请后,应当提供协助,以帮助管理人顺利履职,”他说。

债权人。有律师认为一些债权人的权利意识还需进一步提高。韩传华表示,任何债权人包括银行债权人、非银行债权人、抵押债权人还是普通债权人,都有权查看管理人手上的资料。但债权人往往认为自己可能在破产案件中间没有话语权,一切由管理人来决定。“所以[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可能就不会请律师或者向律师支付合理的价格去帮他维护权利,”他说。

管理人。驻北京的东卫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崔戎锋表示,虽然管理人通常可以尽到管理职责,但有时还是存在无法按时确认债权,或未向债权人进行定期的汇报与披露的情况。“由于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作为共益债务,建议建立管理人定期披露项目进展情况工作机制并向债权人汇报管理人履职情况,”他说。

重整方。栗健表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受破产重整程序法定期限之限制,重整方难以有充沛的时间展开尽职调查,加之部分破产企业和管理人存在信息披露不真实、不全面之情形,最终将致使重整方无法依据真实、全面的信息作出投资决策。“在拟定重整投资协议时,建议强调相关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对未按约定披露信息的,应约定其需承担相应的缔约过失责任。此外,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上,建议针对此种情形设置相应退出渠道,并以约定的方式实现重整投资人的优先受偿权,”他说。

投资风险与机遇

此次疫情下,交通运输、批发零售、文化娱乐以及住宿餐饮等行业受影响严重,不少企业因缺少营业收入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进而陷入破产之境地。

就其中蕴含的风险,栗健表示,若投资人是以财务投资人的身份进行投资,因疫情存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和区域爆发的偶然性,破产企业将难以确保后续是否能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投资对价;若投资人是以战略投资人的身份进行投资,鉴于疫情下前述行业普遍受损严重,故具备投资能力者多为跨行业人士。此时投资者可能因对相应行业缺乏足够了解而面临较大的投资风险。

但风险中也蕴含着机遇。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高级合伙人邢立新说,不良债权的收购、共益债务投资、破产财产的收购和破产重整投资等十分值得重视。她表示,“破产”投资有以下几点优势:(1)破产投资往往因关注较少而性价比高,也即投资收益较高;(2)破产投资由司法程序保障,其安全性较高,交易不能完成的概率小;(3)因破产投资的专业性所致,能实际参与投资的主体较少,且往往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基于其决策滞后等因素而无法参与,故竞争并不激烈;(4)准入门槛较低。

乃菲莎表示,破产企业的增多意味着投资人有了更大的选择权,也有更多机会收购破产程序下剥离了债权债务的高性价比资产,特别是一些稀缺的资质证照资源,包括“囿于日益严格的政策与环境影响评价机制、申领门槛日益升高的特殊行业生产经营许可证,如化工类、港口类、采矿类的生产经营资质”。

针对前期经营正常、因受疫情影响才陷入困境、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栗健表示投资者可借助破产重整程序进行投资。对于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企业,可协调破产企业或出资人申请破产清算转破产重整。

“对有能力的互联网企业而言,可采用技术+资金的方式投资教育、医疗、文娱等行业,并充分发挥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深入融合,进而实现产业升级,”他说。